时下，中医临床方剂的药味数越用越多，大家对大方剂已习以为常，动辄二三十味在临床上很普遍，甚至大几十味的超大方剂也见怪不怪。这样既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减小了中医廉价的优势，也浪费了中药材。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受经济利益驱使，不懂辨证论治、把中药当西药一样使用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重视经方的学习和使用。中医要振兴，就一定要重视经方的学习和临床使用。

经方安全有效

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标准。经方是中医学的精华，包含了古人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过程相当漫长，决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可以说凝聚着无数智者的心血。清代医家徐大椿指出：“其方亦不必尽出张仲景，乃历代相传之经方也。张仲景则汇集成书，而以己意出入耳。”徐灵胎说：“《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中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遗法，其用药之义与《本经》吻合无间。”

经方之所以必须掌握，就因为它们经过的历史最长，服用过的人最多，其疗效也最可靠。也就是说，经方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方剂。同时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

《伤寒杂病论》中的两百余首经方，重复使用了1800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没有哪一种时方或西药比得上经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

比如小柴胡汤，不仅古人常用，今天依然是常用方；而且，不仅我们用，日本人也用，韩国人也用。对于这些千古相传的经方切不可轻易弃之不用。

经方是辨证配方之基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及某些杂病的诊治规律，发展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它所创立的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理论体系，不仅为外感病及某些杂病的辨证论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同时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治疗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晋代以来，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伤寒杂病论》的学习与研究，称其“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书中所列方剂严遵法度，用药精当，配伍严谨，不仅为多种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药，而且首次全面系统地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为后世医家提供了范例，所以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这些经方，已成为医生处方用药的基础和原则。就是当今常用的时方，也无不是在经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经方简便廉验

经方治病的基本原则是随证治之、方证相应，掌握了要义非常简便。《伤寒论》所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对适应症的描述，虽然言词古朴，叙述简略，但是比较客观，经过后世许多医家的充实和完善，许多经方的方证已经基本明确。

同时，经方用药精炼。《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处方的药味较少，大多在２～７味之间，对于理解经方的结构，对于临床疗效的观察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许多2～4味的小方，是后世组方的基础和方根。另外，经方使用的药物大多为常用药，其中植物药居多，再加上处方药味少，所以价格比较低廉，用经方每天不过几元钱，可有效解决百姓看病贵问题。

经方在临床上仍有用

经方是古人当年临床经验的结晶，经方所治疗的疾病，也是当年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今天，疾病谱虽发生了变化，但是，也不能说古代的多发病、常见病就没有了，如现在依然可见的疟疾、痢疾，就是非常古老的疾病。所以，不能笼统地说今病不能用古方治。

更重要的是，经方的“方证”，不是对病的，也不是对指标的，大多针对的是人体在疾病中的反应状态，如恶寒与否，出汗与否等等。这些着眼点，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总体上没有多少区别。由于经方重视机体的反应状态，所以，古方未必不能用于今人的疾病，就是现代的艾滋病，只要有症状和体征，就可使用经方治疗。

据报道，日本的医学家已经证明使用小柴胡汤治疗艾滋病有效。这是因为虽然中医不认识艾滋病，但艾滋病所出现的消瘦、低热、食欲不振、淋巴结肿大等症状，与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相似。

经方治疗的目标不是病原体，而是患病的“人”。这就是古方可以治疗今病的理论基础。用近代伤寒大家曹颖甫先生的话来说，是“仲师之法，今古咸宜”。

重视经方的学习和使用

使用经方并不难，清代医学家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使用经方也不必害怕毒副作用。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但“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只要方证相应，剂量适当，调剂科学，“中病即止”，则效如桴鼓，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

当然，提倡经方的临床学习和使用，并不是要排斥时方。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