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一门中国传统医学学科。“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希望可以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而消极面则是希望当必须使用药物来减缓疾病的恶化时，还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

一、中医历史——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集大成者

纵观中医整个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以其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等，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针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则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外，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内容，形成了医学雏形。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并趋于专业化。在此期间，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秦汉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具有系统理论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则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是在此时期内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此外，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但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仍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西晋医家皇甫谧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唐政府于公元659年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唐代医家孙思邈被人尊为“药王”，他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在此时期，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也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在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特别是在针灸教学上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他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元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认为伤寒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它表明，中医学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而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同样，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此外，中医学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医学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朝鲜称的高丽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医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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