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痎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二十四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汗出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虽然尚未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点缀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治未病”，“按摩”“洗脚沐足”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最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中，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的陆广莘教授也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我估摸这陆教授所言也可能是由此而来，时下的专家、教授们所论所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哦！但只稍看看每年卫生部“年报”中所公布的具体数据，就不会相信此话。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所言而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髙的多发病、常见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功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麻疹，天花，脑炎，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如果这8%的数字真是WHO所说，则WHO也告诉了人们，还有大约92%病种的疾病是不用治或治不了的。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曾说到：“……到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他还说到：“189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伤寒和班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方法，即所谓‘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妙药。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候会使情况有个使人滿意的结局。……”。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或“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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