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在谈及《易经》时说，《易经》彻底定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甚至在科学发展上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中医与《易经》结合没有前途。他对《易经》的评价和对中医发展的观点自有他的道理之处，我们应一分为二看待。笔者认为他毕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敢于直言己见，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得很。只有争鸣才能从“地震”中震出真知灼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来。

　　（一）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流变中，《易经》对道、儒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万物”。《老子》有“道生一（太极），一生二（阴阳），二生三（天地人），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自从释教由印度进入中国（东汉时代）以来，儒、释、道的基本精神早已泛化溶解在一起，精密地编织在中国人传统日常生活的精神和语言形态中，成为无所不在的人文经验和行为习惯，至今仍然缠绕着当代中国人，塑造着他们的文化眼光。在中华历史上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其民族文化很快就被汉文化所融化。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广阔的包容性和兼容性。

　　《易经》总体上属于哲学范畴。《易经》思想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各领域，尤其是医、卜、星、相等学问里面，确凿引发不少辉煌的科技成就。因此李约瑟曾指出十五世纪前中国科技领先世界。

　　如果一个古老的民族只是一味地追忆往昔的辉煌而不注重未来，墨守陈规，认为《易经》字字句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创造未来的一切辉煌，那是痴人说梦。

　　躺在造纸、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的山顶，梦着：爆竹是“火箭”的原型；嫦娥奔月开启了宇航科学；《黄帝内经》的子午流注是“生物钟”的别名；“无极”、“太极”、“道”的有无相生包含了基因的学问，以及预测灾害某年发生，“过去为了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提并论，我们一直不敢承认我国古人对于世界认识上的辩证唯物观，只是谦虚地说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论。”现在就可以高呼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以《易经》为基础的，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发明是在《易经》指导下产生的，《易经》能占卦出世界今后的命运……冥想在这种辉煌里，昂然自傲地认为《易经》是一切现代科学之宗。我想这也许就满足了某些人的民族自尊的感情色彩了！但是，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抑郁幽怨，实际上均是底气不足的表现。无论如何，凄切和悲壮的哀号，抑或妄自菲薄，妄自尊大，这样对《易经》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易经》有其科学的内涵，也有其无稽之谈的谬误；古人超过今人，人和社会也就无进化无发展。《易经》不可能包罗万象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亘古不变的真理。现代科学的昌明和未来科学的发展不可能都是在《易经》的指导下产生的。因为《易经》的哲理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更新、充实和发展。

　　（二）整体思想的“无穷嵌套”、“阴阳之中复有阴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哲学精髓。中医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的东方科学体系，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冷静、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中医用阴阳五行、三焦化气、五脏生克、八纲辨证、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拟公理化演绎法，“以象测脏”、“取象比类”方法，通过生命活动表现于外的征迹，推测内脏所具有的生理功能；“审证求因”，即审核表现于处在的异常症状、体征推测病因；“辨证论治”，通过辨认证候来诊断疾病和确定治疗方案。中医学以宏观、整体、动态、综合的研究方法，直接在人体上实践，揭示的生命活动规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其理论体系的表述形式已无法适应时代需求，出现了因形式滞后而导致中医学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理解和接受的现状。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医在我国共同发展的历程中，由于西医学在基础研究上的优势，能不断地转化成一种直接的临床实力——显著的治疗速度和临床疗效；而中医理论缺乏创新，发展缓慢。因而西医在我国的普及率、普及速度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均远远地超过了中医。但是中医对某些疾病的疗效并非是当今西医所能取代的，所以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就给中医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它开启了现代医学个体化治疗的理念。中医的“证”是致病因子与机体的防卫因子在疾病发生过程中机体整体性局部性阶段性（即时相性，动态性）的生理与病理的动态抗争，表现为人体结构态代谢态功能态同步变化的层次和水平，随着疾病发展，这三性三态同步变化的层次和水平也不同，证的转归和演化也不同，证既不同于病，又于病相关，是非特异性的综合症候群，证可以从多层次相关性指标的量变范围综合判断三性三态的层次和水平中合参诊断。对中医证的现代化研究，特别是证的现代病理生理学基础研究，确立中医证的诊断的定性定量的客观化指标，或综合诊断客观化的标准，将是中医走向国际、普及世界，并为各国医学家和民众所理解所接受，促进治疗观念的更新和中医药学的发展,所必须的极为重要的科技革命。

　　人体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体内各种组织细胞的结构成分和各种生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系列、酶系列、激素系列免疫和信使物质系列等）都是以一定的含量，一定的量比关系组合而成的。测定各种生物活性物质的“绝对”含量固然重要，但是测定系列活性物质之间的“含量比值”则更为重要，更能说明机体纵横交叉联系的整体性和内环境变化的动向及规律；正常机体的这种比值在一定的域值范围内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打破这种动态平衡就产生病理现象和机能失调。某一生物活性物质的比值波动超过或低于正常域值范围，就能引起这一生物活性物质系列连锁的比值变化，由此产生现代医学的某一诊断明确的病，同时也产生中医的证的临床表现（非特异性的综合症候群）。中药复合成分的特性是中药治疗疾病调整病理比值为其治疗学机制之一，从而也就可以解释中药具有对人体多层次多靶点双向调节作用，调整病理比值机理；中药调整病理比值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因此，中药的治疗作用（效果）也是相对缓慢的。测定系列活性物质之间的“含量比值”，将是医学科学和生命科学今后研究的方向，更是中医中药的基本理论的研究核心。

　　中医脏象学说的各个脏腑，实质上都是以“综合功能”为基础，辅以某些解剖结构组合成为纵横交叉联系的“综合功能系统层次”，这就鲜明地体现出中医脏腑学说在机体中整体联系的特色。如“脾胃”是以消化吸收营养代谢功能为主及其相应的现代器官系统，并包括最易受此影响的器官系统（造血、免疫、肌肉等）的功能，在神经-体液-免疫系统的调节下，协调活动，组合成一个“综合功能的系统层次”。其机能活动状态，决定着出生后个体的生存发展，故为“后天之本”。“肾”则是以内分泌、泌尿生殖功能为主及其相应的现代器官系统，并包括最易受此影响的器官系统（骨、髓等）的功能，在神经-体液-免疫系统的调节下，协调活动，组合成一个“综合功能的系统层次”。其机能活动，决定着种族的繁衍及个体素质的遗传，故为“先天之本”。机体遭受各种致病因子侵袭时，由于机体整体性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和个体遗传素质的影响，对以“五脏”为系统层次的各“综合功能单位”的影响不同，个体整体性、阶段性、局部性、结构态、代谢态、功能态反应的主次和水平也不同，机体多层级功能网络系统的失衡，因而产生“异病同证”、“同病异证”和“证相演化”的临床现象。治疗上则采用相应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法则。如果采用现代医学的“局部”治疗和辅以中医的整体扶正治疗，那么疗效可能会更好一点。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是正确的。但是“天人合一”同样是动态的，宇宙万物随着年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生物适者生存，生物也就产生变性和变异；人体的内环境同样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形成新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和进化。墨守成规，把千年古方视为万世同效的良方无疑是错误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