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张介宾注：“精气质清，藏而不泻，故但有充满而无积实。”王冰注：“精气为满，水谷为实，但藏精气，故满而不能实。”明确指出所谓脏，应具有藏而不泻、满而不实的特点。而“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张介宾注：“水谷质浊，传化不藏，故虽有积实而不能充满。”王冰注：“以不藏精气，但受水谷故也。”明确提出所谓腑，应具有泻而不藏，实而不满的特点。可见，二者截然不同。“脏”、“腑”二字古义可通、可互训，皆为藏物、物聚之意。即脏，取义于“藏”；腑取义于“府”。《内经》也常把脏与腑统称为“脏”，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十二脏之相使”，《素问·六节藏象论》“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等经文中之“脏”皆概有“腑”在内。但在有些情况下二者却不可混同，李今庸《读古医书随笔》提出其规律是：“在古代文献里，是对文则有异，散文则可通。”

　　众所周知，《内经》对脏腑的认识与命名是有其解剖学基础的，但深入体会《内经》之意，更重要的是运用“天人阴阳相应”的方法探讨脏腑机能活动的特点。按阴阳学说，天阳地阴，阳施阴受。以天阳地阴来认识脏腑，则五脏属阴象地，禀地气所生，具有静敛含蓄的特点，故象大地藏纳化育万物一样，藏精气而不泻；六腑属阳象天，禀天气所生，具有动而不息的特点，故象天主施泻一样，泻而不藏，故《素问·五脏别论》说：“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由于脏藏精气，精气无形，故贵乎精气充满，因而“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腑主输泻，传化之物以有形水谷为主，故宜乎通降，而不应满闷不通，因此称“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可见《内经》所谓脏腑藏泻，是取象天地、比类阴阳，从功能特点来论证的。

　　《素问·五脏别论》所提出的脏腑藏泻理论，《内经》多篇还有涉及。《灵枢·本脏》云：“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可谓是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挥；而《灵枢·本神》“至其淫溢离藏则精失，魂魄飞扬……，智虑去身”，《灵枢·决气》“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等，则是对精神血气不藏于脏而导致病变的进一步说明。《内经》认为，由于五脏是人体生理活动的核心，因而五脏不藏精较甚者可以被认为是严重的病证，必须给予重视，正如《灵枢·本神》所云：“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六腑传化物，贵乎通降，六腑不泻，不仅会引起本身病变，而且常由于五脏浊气不泄，反熏五脏，导致气机升降紊乱，严重影响五脏功能活动，所以《内经》非常重视六腑实证的治疗，在“治病求本”原则的基础上，又特别提出“小大不利，治其标”的法则。实则这也正是对“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的应用。

　　《内经》脏腑藏泻的理论，为后世所遵循，其意义深远。如张仲景《伤寒论》中三阳经多实证，以祛邪为主；三阴经多虚证，以扶正为主。五脏以藏精气为主，贵乎充盈，若精气亏损则脏虚，故临床上五脏病变多虚证，也提示我们虚证常应责之于五脏，从五脏入手诊治，且多以补为主。如心气不足之心悸失神，常用炙甘草汤；肺气虚弱之少气喘息，常用升陷汤；脾气下陷之内脏下垂，常用补中益气汤；肝血亏虚之眩晕多梦，常用二至丸等。而肾主藏精，为“封藏之本”，最忌耗泄，虚证最多，故有临床又有“肾无实证”之说，地黄丸类则为常用。六腑属阳，主传导化物，“实而不能满”，若糟粕壅滞，浊气不泄，则腑实，故六腑多实证，也提示我们临床上实证多责之于六腑。如胃失和降，食积胃脘的脘病呕吐，肠有燥屎的腹部胀痛，三焦不泻、膀胱气化不行的癃闭水肿等，就是六腑不泻的常见病证，治疗方法则以通泄为主。而对于六腑本身的病变，也主要采取调畅气机、通畅腑气的方法。临床上采用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就是应用此理论取得的成果。

　　不仅如此，以藏泻论脏腑，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素问·五脏别论》认为脏腑功能虽有藏泻不同，但两者相互依赖，相反相成。正如张琦所说：“精气化于腑而藏于脏，非腑之化则精气竭，非脏之藏则精气泄。”脏藏腑泻，其作用看似相反，实则深含相反相成之妙义。没有脏之藏，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就不能适当存留，生命活动也就不能进行，也就不可能有腑之泻；没有腑之泻，精气就无从产生，不但脏无所藏，而且脏之藏也会发生障碍。这一藏一泻，藏泻协调，正是生命运动阴阳对立统一的概括，对于研究人体新陈代谢的方式，探索生命的奥秘，是有一定价值的。

　　另外，也应当指出，脏腑虽有藏泻功能的不同，这仅是就其生理功能特点的区别而言，既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五脏藏中有泻，六腑泻而有藏，《素问·五脏别论》用“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很巧妙地阐明了这个观点。因此，对脏藏腑泻应辨证地看，应该灵活掌握。《内经》藏泻论确立了脏腑的基本概念，为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临床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