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对民间中医药有关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民间中医药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却人才匮乏，甚至有祖传秘方、经验方的老中医无人接班。具有中华民族瑰宝之称的中医药，正处于弱化、萎缩状态。

　　作用与管理问题

　　长期以来，中医药和西医药互相补充，协调发展，对维护和增强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乡镇和农村，“简、便、验、廉”的中医药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曾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调查，现在杭州中医学协会民间特色专业委员会有157家各具特色的中医诊所，诊所内当家人几乎都是几代中医传承人，每个诊所也几乎都有祖传秘方、经验方的“镇所之宝”。

　　建德叶氏中医胃胆病诊所的中医师叶青峰，小学毕业，14岁随父学中医，他是叶氏第四代中医药传承人。叶氏父子对诊治胃胆病有独到之处，他们已创造了叶氏中医胃脘痛理论体系。目前，新安江镇上的叶氏中医胃胆病诊所已名扬浙、皖、赣三省边界，一年365天，除了正月初一停诊，其余天天有病人上门。叶氏中医还有高尚的医德，对老人、穷人给予医疗补偿，近年来，每年让利至少30万元。

　　杭州江干马红中医眼科诊所，名医坐诊，扬名杭州。马红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是诸暨中医眼科名医，退休后，1987年成立了眼科诊所。马红1993年浙江中医学院专科毕业，继承父业，成为诊所传承人，目前一年门诊病人超过4000人次。他们创造的治眼秘方“障翳散”已无偿献给胡庆余堂中药厂，目前，胡庆余堂根据秘方生产的“障翳散”得到广大眼疾病人的欢迎。

　　久病成良医的郎玉麟，30多岁时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四处求医没有效果。他访名医，求偏方，不断地调整配方，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自己的病治好了，而且还积累和创造应用中草药治疗许多疑难杂症，特别是银屑病（牛皮癣）、类风湿病的经验和技术。他在余杭瓶窑创办的郎氏中医门诊部已医治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患者10多万人次，疗效显著。郎玉麟研制的专治类风湿关节炎的特效药“克痹汤”，荣获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创新二等奖；他的治疗银屑病的专用药“郎氏消银汤口服液”，经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报请浙江省科委通过专家鉴定，“其疗效在国内同类研究中达先进水平”；他的著作《银屑病治疗100例》获第四届国际传统医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吴阶平曾为郎氏中医提下“扬传统中医之道，创特色名牌专科”的字句。郎玉麟见登门求医的病人多，自己忙不过来，就动员儿子、女儿从公务员岗位辞职来到他手下，学医行医。当自己的医术、医德、医风被社会认可，又动员第三代学医，现在三个外甥和一个孙子全部就读中医药大学。今年78岁的郎中医爽朗地说：“再过三年，我就实现了三代同堂看病的宿愿。为更多人解除病痛，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

　　在民间中医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已被我国民间认可的民间中医药秘方、经验方为人民的健康而在继续发挥着作用，而且是发挥着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医药特别是民间中医面临的问题也应当引起重视。

　　１．管理缺乏科学，不从实际出发

　　中医药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绝不能用管理西医的办法来管理中医药。比如一服汤剂，每种药需要10克，而制成制剂成药，每种药只需要2～3克，成本低药效高。但申报制剂成药手续繁杂，时间跨度长。杭州中北中草药诊所郭柳青中医师反映：“我自制的5种成药，对治肾病有特效，一次医管部门来检查，把我家祖传秘方的这5种成药都搜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每剂药250元，一共1750元的罚款单下来了，我交了罚款。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又上门检查，看到我还在用这5种药治病，走的时候丢下一句话：‘书上查不到这5种药的药名，这次要重罚’。过了几天，罚单下来了，这次可厉害了，一共罚款17500元，我只得走后门去摆平这事。”

　　乡镇农村职业中医师几乎都凭秘方、经验方在看病、治病，有的甚至利用草药治病。郎氏中医门诊部租用了200亩山地，创办了中草药种植基地和中草药种子繁殖场，中药材已达150余种，有的病郎氏中医采用鲜草药治病，药效十分好。但医药卫生管理部门设置的条条框框过多，他们普遍感到难以适应，许多老中医后代都不愿继承父业。萧山区临浦中医针灸诊所法人代表王志明说：“我们非公立诊所办事难，我年纪大了，想把祖传中医家业传承下去，我儿子说：‘爷爷手上几个秘方传给我，我将来可为亲朋好友看看病，叫我来当你这个土郎中整天去求人，我不愿干。’”

　　２．管理缺位，同医不同待遇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指出：“非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方面，与公立中医院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但浙江省各地执行政策相差甚远，一是医保定点单位难进。国务院文件出台后，余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余杭区基本医疗保险“两定”单位准入和退出管理暂行办法》中却又违背《若干意见》规定，提出要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才能申请“两定”。到目前为止，余杭区非营利性中医药门诊所几乎都被拒之基本医疗保险“两定”单位门外。全省情况与余杭区几乎都差不多，这使国家提倡的、群众欢迎的、价格低廉的中医老百姓不方便就诊，却舍“廉”求“贵”去看西医。

　　二是职称申请难。目前民间中医几乎都没有技术职称，他们不论技术高低，对外统称是执业中医师。前几年余杭瓶窑郎氏中医门诊部出现过一件奇事，坐诊的郎玉麟是执业助理医师，不能单独开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位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上门拜师，这位给郎老中医抄方的副主任医师却有权开方，师徒本末倒置。杭州马红中医眼科诊所马红医生说：“浙江省中医院刚成立时，几乎都是民间中医给学生上课，没有一个教授，后来学生都成了讲师教授了；我浙江中医学院毕业，接过父亲的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向江干区卫生局申报职称，几年也无人过问，现在我的不少大学同学已是公立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了，我至今也只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职业中医师。”

　　三是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受歧视。医药卫生管理部门举办的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培训班，公立医院参加学习的医生全部享受免费教育，而非公立医院的医生都是高收费。因此，职业中医师参加学习的人很少，目前全省民间中医师几乎都没有职称。

　　３．价格飙升，中医药面临新的挑战

　　据了解，以前比较便宜的“平民”中药，现在几乎都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郎玉麟老中医介绍说：“中药涨价药农其实没有得到什么益处，钱都被中间商赚去了，比如党参，医药公司进货，每千克40元，而自己到产地采购，每千克只需要15～18元，而且质量比医药公司的要好。如果我采用自己种植基地的药材，价格就更便宜了。价格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服务方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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