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预防医学的角度讲，有效的疾病预防当然要比病后而治重要得多，中医药在两千多年前的医学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形成了预防为主的科学理念，充分展示出中医学科学思想的光辉。

　　所谓中医“治未病”其实是一个预防为主的宏观理念，所谓“治”其实是“防”，其真实的科学内涵是要求一个好的医生应该通晓养生之道，摄生之理，能够指导人们选择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增强体质和抵御疾病侵袭的能力，减少疾病发生的机会，如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等。当然中医药也有许多养生保健的方法和药物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药浴、滋补膏方等，在适宜人群中用之得当，也都可发挥健身强体、防病延年的作用。

　　朱丹溪说：“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科学，其主要的任务当然还是治疗“已病”的，古人留给我们的大量医学典籍中的主要内容也还是疾病诊疗的经验包括证治规律、治疗方法、临床用药等记载和论述，成为中医学宝贵的科学财富。古人认为疾病发生之后是有一定的传变和发展规律的，一个好的医生还要熟悉和掌握这些规律，从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防止疾病进一步的传变和发展，促使其发生良性逆转。如《金匮》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内经》所论：“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说明了疾病发生后由表及里、由腑入脏、由浅及深、由轻到重的传变规律及治疗难易和结果的不同。强调医生要重视早期治疗，并注意防止疾病向内脏传变，而这已经不是“治未病”而是在“治已病”了。

　　总之，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医“治未病”的科学内涵，真正明确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之“不治”非“不治”，“治”非“治”，此处之“治”实为“防”，二者在概念上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既要坚持预防为主的科学理念，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医学当前的主要使命和任务还是要承担起“已病”的诊疗任务包括西医疾病的防治任务，我们要积极防未病，认真治已病，防治并举，真正发挥中医学在疾病防治中的巨大作用。如果不适当的、过分强调“治未病”不但容易使人们混淆防与治的概念，还会导致学术界特别是西医学界对中医“治未病”的误解。

　　特色与规范

　　所谓特色就是指事物区别于参照物或参照对象的本质特征，中医学特色就是指区别于西医学而独有的理论体系、诊疗方法、管理模式等。

　　所谓规范，是指对某一工程作业或者行为进行定性的信息规定，对思维和行为的约束力量；所谓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标准要以科学、技术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提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

　　强调突出中医特色是正确的，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也是必要的，二者对于中医学术建设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概念和涵义上讲，特色和规范却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实质和内涵却是矛盾的。

　　特色是强调和体现特质，规范和标准则要求达到约束和统一，因此，如何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前提下开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如何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上突出中医特色就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学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和优势而言，我们应完成三项任务：一是继承，就是保持和传承好具有优势的中医特色，并使之发扬光大；二是强化，就是根据治疗目标的转换和疾病谱变化，不断强化中医现有特色，进行理论和方法学的不断完善和补充，使这些特色优势长存；三是促变，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促使这些特色真正转变为优势。在这一“保特促优”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都是相对的，是可以变化的，甚至是有阶段性的，我们应当牢固树立起与时俱进的理念，随时根据医学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而调整思路，更新方法。如我们以中药剂型改革来弥补水煎服可能遇到的不便；我们进行“证”的生物学本质研究，制定科学统一的疗效评价体系来克服中医诊疗的直观笼统性与主观随意性等就都是强化特色和优势的有力措施。

　　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主要应做到两个符合，第一要符合中医学理论体系自身的规范。中医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并形成了中医学一整套自身的学术规范如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等，这些规范和要求都是古代医学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是符合人体发病学实际和中医诊疗学规律的，我们应该坚决遵循；第二，要符合西医疾病的防治规范和要求。由于当前在中医医院管理、专业划分、科室设置等都大量借鉴和沿用了西医的行业规范，中医的诊疗就当然要遵守这些规范的约束，如医疗质量检查、医疗事故鉴定等，更多地是以这些规范和标准作为依据的。因此，当代中医必须从当代的学术意识和社会需要出发，确立新的科学规范，片面强调特色而脱离现代医学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和约束是寸步难行的。

　　科研与临床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中医科研蓬勃开展，诞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其中尤以上世纪50年代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的编纂和出版、中医科学家屠呦呦及其团队进行的青蒿素研究及王振义院士、陈竺院士的砷化合物治疗白血病的实验研究及应用成果等令世人瞩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中医科研较之于其他学科力量相对薄弱，遇到的困难也更大，存在的问题也最多。

　　当前，中医科研最大的问题在于方向不明确、目标不集中、方法误区多。而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科研与临床严重脱节。如果我们对某些科研课题实施的全部过程进行认真剖析的话，往往就会发现至少有一大部分课题在课题进行的前、中、后三个时段都较为普遍的存在科研与临床脱节的现象。

　　所谓前，是指一项科研课题在选题之前没有首先关注科研与临床的密切结合，没有将完善中医理论、提高诊疗水平、提高临床疗效作为科研的方向和宗旨，没有将理论与方法学的创新作为中医科研的基本目标。

　　所谓中，主要是指在科研课题的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技术路线设计的方法学误区。主要如千篇一律“拉郎配”，就是牵强地将一些病因病机、证候治法等中医宏观概念与西医学的某些客观元素如分子生物学微观指标进行“拉郎配”、“强对应”，如有的将中医“疫毒”、“瘀血”这样一些中医宏观机理概念与西医肝纤维化HSC活化、ECM堆积等相提并论，并用活血化瘀等这样一些宏观的中医治法对某些微观指标进行干预，构想过于牵强，设计过于随意，模式固定单一，得出的结论往往没什么意义。

　　其实，对中医科研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最基本、最普通和最急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中医治疗某些疾病的疗程如何确定、临床调方指征如何确定、有病而无证可辨时中医药治疗如何介入等这些中医临床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理应通过系统深入的科学研究获得解决，但是却从来少有人问津，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严重制约了中医临床研究的进展。

　　所谓后，是指课题完成通过鉴定甚至获奖之后即束之高阁，不能对临床实践产生任何指导和引领作用，从而造成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双重缺失。科研作为中医学术进步的推动力，必须紧密结合临床，紧紧围绕提高诊疗水平和临床疗效这一中心展开，如果偏离了这一中心和宗旨，失去了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失去了科研的真正意义。

　　我们必须坚持中医科研源之于临床、证之于实验（或验证）、再返回临床即临床——实验（或验证）——临床的正确路径，不断更新观念，随时进行科研思路调整和方法学完善，不断创新科研范式，真正通过系统深入的科学研究发展中医理论、有效指导临床、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奠定基础，使中医科研真正成为中医学术进步和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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