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工作背景
　　
　　需简要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有助于理解这两项工作的特色和重要性、为什么是屠呦呦和张亭栋等人作出发现，而不是年资更高的人，或受过较好的西方科学训练的人。
　　
　　本文区分中医理论（Chinese Medical Theories，CMT）和中药（Chinese Medicines， CM)，而避免使用常见的中医一词（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因为我们认为用后者不能明确药物与理论的区别，而目前虽然可以清晰地讨论药物，但对CMT的争论还会存在。
　　
　　中药研究的早期著名工作，是陈克恢（K. K. Chen）进行的。他曾于1920年代初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研究中药成分、特别是麻黄素的功能。陈克恢到协和以前，曾留学美国获得很好的科学训练。在协和后他又回到美国，在学术界和药物工业界，特别是药理学界，陈克恢蜚声国际。
　　
　　1950年代后，中国和西方隔离二十多年。在北京工作的屠呦呦和哈尔滨工作的张亭栋都不可能有类似陈克恢的科研背景。他们在从事关键发现的工作条件也远非理想。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了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阶段，狂热追求极左意识形态的同时践踏知识和文明。有些中国人把人斗人的劣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绝大多数有西方经历和西方科学训练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分别被认为是“特务嫌疑”、“反动学术权威”、或“白专道路”。有些甚至被批斗致死，有些因不堪羞辱而自杀。例如，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是从中药研究抗疟药的先驱，1946年和1948年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不幸的是，他于1967年自杀。文革中，相当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被关牛棚，更多的被“靠边站”。
　　
　　到197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很多人还无所事事，甚至每天工作时间主要活动是看只有一张（4版）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班下棋、打扑克、织毛衣都非罕见。许多科技书籍进了废品收购站。全国的中学多年无“生物学”课程，而改装成《农业基础知识》，目的是教学生种田、养鸡、养猪、养牛、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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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复作者：hdys2010  回复日期：2011-9-13 19:29:00　　中国直至1980年代以前，科研经费和科研课题一直极少。1950到1960年代，中国由于国防的需要曾强力支持和成功地研制“两弹一星”（星的计划以导弹和太空计划持续至今）。十年文革期间科研经费更少，也不可能得到“两弹一星”同等的国力支持。抗疟研究的“523任务”是一个，它导致了青蒿素的发现。此外，因毛泽东的疾病（虽然不清楚他本人是否知道），在1970年代曾设置几个全国性研究课题，如各地都有的“气管炎办公室”，也大量收集过中草药方剂。
　　
　　应该指出，文革中有几年相当大量的科学刊物完全停刊。在极左思潮主导下，中国的所有文章（无论是论文还是报刊上的文章），除了毛泽东的出版物和马列经典外，有段时间几乎都不标明作者，特别是个人作者，要么不标作者、要么用集体作者（如“青蒿素协作组”、“胰岛素合作组”）。不标明作者对以后确定科研工作的功劳带来较大困难，这也是青蒿素成就归属有争论的原因之一。为了平等而取消标明作者，带来其后更多争论，颇具讽刺意味。
　　
　　在现在看来荒谬的极左时代，有些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措施，并非完全无效果。比如，受教育的人被迫到农村，被农民邀请做老师（虽然这不是决策者的本意），从而提高对农村的教育水平有所贡献。毛泽东曾明确要求城市的医生到农村为农民看病。“巡回医疗队”因此而组成，有助于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和本文有关的是，巡回医疗队导致了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即使今天，如果更加尊重人们的自愿，这类措施仍能起较好的作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重要的发现，说是奇迹不算很夸大。

　　青蒿素和屠呦呦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起效快，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性情况下，可以改用的药物。当然，青蒿素并非无缺点，也不是可以替代其他所有抗疟药的唯一药物。但是，它治疗了很多病人。在结构上，青蒿素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尚未完全阐明，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
　　
　　不少人知道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但有较大争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代表人物？
　　
　　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据说（但笔者未见资料证明）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当然，今天的公开秘密是中国曾有几十万军人援助越南抵抗美国，虽然以高射炮兵和工程兵等形式。我们所见的正式文件，参与的主要是一些司局级官员，基本未见部级及其以上负责人出现。其正式组织成立于国家科技委员会与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开始的一周联合会议“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那是文革中开会都怕找不到安稳地方的时期。组织有统一的领导（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国家科技委员会等），其协调办公室一直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参与的单位遍布全国，北京、上海、云南、山东…，人员至少几百。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起了作用。
　　
　　但是，青蒿素的发现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1969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科学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应召加入“523任务”。
　　
　　“523任务”分为几部分：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中药部分，不同研究小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Dichroa febrifuga)。张昌绍等于1940年代曾对常山有开创性的研究。他和同事于1943年报道用常山的粗提物治疗疟疾病人，1945年报道常山所含三种生物碱在鸡的疟疾模型上有作用，1946报道常山碱B（dichroine b，后称dichroine b）在鸡虐模型的抗疟作用，1948年报道常山提取的常山碱g （dichroine g）, 常山碱b（dichroine b）,常山次碱（dichroidine）和喹唑啉（quinazolone）具有抗疟作用, 1947年和1948年确定所有这些生物碱的分子式。“523任务”再次考虑和研究了常山，但遇到同样问题：虽然抗疟作用强，呕吐的副作用也很强，未能克服而不能推广应用。但是，研究常山的路径和方法，基本也是研究青蒿和青蒿素的方法。
　　
　　而青蒿(Artemesia annua)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屠呦呦研究小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开列了有808个中药的单子，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到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屠呦呦给自己研究小组提供的清单含多个中药，包括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逐、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1971年初，余亚纲从抗疟科研小组调出去研究支气管炎。屠呦呦研究小组后来也观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药效仅30%到40%。应该附带指出，有些古书曾记载热水煮青蒿用于治疗疟疾，这种不可靠的记载妨碍了发现中药的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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