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生存和发展困难的原因很多，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病人不需要中医，而是临床中医师不能完全适应临床。从事中医决策、管理、教学、临床的工作者应该适当地调整一下思路和认识，中医服务的对象是病人，服务的方式是临床。达到病人满意才是生存的前提，满足临床需求才有发展的必要。如果失去了临床，所谓的鲜明特色、所谓的文化底蕴都没有意义。让中医回归临床，才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亟须我们正确面对。

　　让中医回归临床，首先是中医教育的回归。中医教育必须以培养能够胜任临床的人才为目的，其中教师和教材最关键。确保一线师资有一定的临床经验非常必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中医院校时，选拔教师的方法值得借鉴。无论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教材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材内容的编写要从现实出发，确保实用性，不能与临床脱节，让学生学得懂、学得进、临床用得上。 

　　让中医回归临床，中医科研必须回归。不可否认，中医科研的目的是为了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如果都以实验室为主，刻意地追求“科学化”、“西医化”，甚至盲目地追求一切都要与国际接轨，将“国际化”、“世界性”等概念片面地放大，不免会形成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为了完成一项科研任务，为了拿到一个奖项，一味地与西医的结论一致进行“创新”，事实上却与临床实际出入很大。科研脱离临床的结果，不仅失去了最简单的中医临床本身，也违背了中医源于临床实践的事实，更会背离中医生存与发展的规律。

　　让中医回归临床，中医政策要回归。政策的导向直接关系着中医的发展方向。政策应向临床一线、向基层倾斜，有了符合临床的政策，验、便、简、廉的中医方法、方药才能得以总结、开发和广泛应用。政策的制定，应围绕一切为了临床而中医，一切为了病人而中医，而不是刻意地为了保持中医特色而中医。满足了病人的需求，满足了临床的需求，中医才能在病人心目中有位置，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才会有真正的特色可言。

　　让中医回归临床，不是轻视经典。中医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认知理论的传统性，不学习经典的中医，无异于缘木求鱼、水中捞月。然而，每一部中医经典，都是在临床基础上，经高度总结而诞生的。《伤寒杂病论》的形成，不仅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更是观察其宗族死亡者“伤寒十居其七”，经过“平脉辨证”的结果。《温疫论》的形成，既缘于吴又可对“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的身受，亦源于“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的反思，更基于对“平日所用历验方法”的临床总结。对于临床一线的医师来说，用行政手段强制其读经典固然没错，但“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像好的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一样，“下基层”、“写生”，与读“四大名著”相比，哪个更重要不言自明。

　　让中医回归临床，不是否认西医，更不是依附于西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没有停止过用西医的方法解读中医某一方法、方药的“有效性”、“科学性”，可西医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在日新月异地变化，新的理论不断推翻着旧的理论，跟在西医的后面，得到的结论能“科学”多长时间呢？只有抓住机遇，把建立在西医理论基础之上解读的图像、数据、指标，用中医理论进行消化、吸收、整理、总结，赋予其中医学含义，充实中医四诊理论，才能适应临床对于望、闻、问、切新的要求。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剂型，也并非汤剂一种，1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认为汤剂最能保持中医特色，以一种剂型为荣，只会逐渐失去临床，只有利用科技新手段，创立适应临床和病人的中医治疗新方法，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及现代人的需求。 

　　克服中医生存与发展困难的路子很多，根本出路在于新理论的支撑。中医理论是在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没有临床就不可能有理论的创新。新理论体系的形成，我们不缺资源和人才，缺的是踏实的诚意临床。只要我们有对于中医临床实践的信心和定力，我们有临床实践与中医理论结合的决心与耐力，我们有中医临床实践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的恒心和动力，切实让中医回归临床，满足病人的需求，适应临床的需要，一切与临床接轨，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就一定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