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冒充胡适的判断

作者认为，胡适晚年的辟谣是对陆仲安的“彻底否定”。那时谣传陆仲安曾经在1921年和1922年治好过胡适的慢性肾脏炎和糖尿病。胡适说他一生没有得过这些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他这些病的事，所以他听到这些谣言后非常气愤。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依据作者在文中提供的有关胡适辟谣的言论，排列
如下：
(1)1958年，胡适说： “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

(2)1958年，胡适说他曾见过陆仲安“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

(3)胡适听到谣言后，说：“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4)1961年，胡适说他1920—1921年的病是“小病”，他说：“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

胡适否定了陆仲安的什么呢?胡适否定了陆仲安的医德?还是否定陆仲安的医术?胡适否定陆仲安给他治疗糖尿病这件事情的存在，却没有否定陆仲安的医德，他不认为谣言是陆仲安造的；胡适否定中医能够治疗慢性肾脏炎，却没有“彻底否定”陆仲安的医术，他至少承认陆仲安能够治愈急性肾脏炎。可见，胡适并没有“彻底否定”陆仲安。

可是，作者却仍然认定胡适“彻底否定”陆仲安。作者怎样得出这个明显有悖于事实的结论呢?他抓住“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这句话大做文章，他要证明：胡适认为这场“小病”不是陆仲安治愈的，而是因为自愈。作者的推理是这样的：

1961年，胡适说他1920—1921年的病是“小病”。所以，胡适认为他1920—1921年的病是自愈的(不是陆仲安的功劳)。这个推理是一个缺少大前提的三段论。这个大前提就是：胡适认为凡小病都是可以自愈的，或者，胡适认为1920—1921年那场“小病”是自愈的。作者没有能够从胡适1958—1961年的言论里找到这个大前提。胡适并没有说过，他1920—1921年那
场“小病”是自愈的。再说，胡适在1961年把1920—1921年那场病称作“小病”，是相对于慢性。肾脏炎等“无法治的”病而说的，例如，急性肾脏炎，等等。胡适并不认为这样的“小病”就一定是自愈的，不然他就不会在1958年说他曾见过陆仲安“治愈别人的急性肾脏炎”。事实上，胡适不喜欢把“小病”看作只是自愈的功劳Ⅲ。作者只好花费整整一节的篇幅，探讨“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什么病”，以便补足大前提。作者的分析表明， “根据常识和评价临床疗效的原则，没有理由把胡适的病愈归功于陆的治疗，而是他自身的康复机制把‘小病’治愈了。”补足大前提后，作者以假乱真的三段论是这样的：

1961年，胡适说他1920—1921年的病是“小病”。

2001年，作者分析表明：胡适1920—1921年的“小病”是自愈的(不是陆仲安的功劳)。所以，胡适认为他1920—1921年的病是自愈的(不是陆仲安的功劳)。

二、作者的态度

1．违背态度评判的方法论原则

作者本来要借助胡适的言行，来证明胡适不相信中医，然而他所列举的上述胡适言行，却不支持他对胡适态度的判断，反而对他的判断不利。我们为什么要反复运用胡适的言行来查验作者对胡适态度的评判呢?因为我们只能依据胡适的言行来估判其态度。

一般说来，态度主体的态度与其言行之间，并不一定具有一致的关系。这是因为，他的态度，可以表现出来，也可以不表现出来。他可以正面地表现他的态度，也可以刻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态度。

我们却只能依据态度主体的言行，来评判其态度。如果态度主体的态度不表现出来，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他任何人都无从谈论其态度。因此，我们只能谈论他表现出来的态度。而唯有他的言行，可观察的言论和行为，才是他态度的表现手段。当然，依据态度主体的言行评判其态度，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他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态度。可是，依据言行来评判态度，总比不依据言行来评判态度，来得可靠。不依据言行来评判态度，要么是仅凭评判者的任意想像，这其实是空无所依；要么是依据态度主体的其它特征，例如态度主体所属的群体特征，来进行评判，不过，此时不过是间接地依据态度主体的言行罢了，因为，态度主体的任何可观察的其它特征，终究是其言行的派生物。总而言之，依据言行来评判态度，是态度评判的一条根本原则。

由于胡适已经去世，他的态度就只能通过他的言行的历史记录表现出来。既然如此，我们在评判胡适态度时就要坚持一个方法论原则：评判胡适的态度必须依据而且只能依据他的言行的历史记录。可是，作者评判胡适态度的时候，恰恰违背了这一方法论原则，这是作者最根本的错误。乍看起来，作者是在运用胡适的言行来评判胡适的态度，然而，他实质上只是利用胡适的言行作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先人之见。作者违背上述方法论原则的第一个表现就在于此。为了支持自己的判断，作者往往只选择有利于自己判断的胡适言行。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便作者有所选择，胡适的言行却仍然难免和作者的判断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但不修正自己的判断，反而在证据上动脑筋。他想方设法消除与自己判断相冲突的证据，例如宣判胡适的言行无效；对那些并不支持自己判断的胡适言行进行曲解，使之显得有利于自己的判断；甚至干脆置胡适言行于不顾，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判断取代胡适的判断，用自己的态度冒充胡适的态度。

作者违背上述方法论原则的第二个表现，是他评判胡适态度时常常置胡适实实在在的言行于一旁，置实实在在的现象于不顾，非要虚构一个没有发生的、甚至与实在情形相反的情形，认为这一虚构才应当是胡适合乎理性的、真实的言行，并把它作为评判胡适态度的依据。胡适在孙中山面前劝试中医陆仲安，作者猜测这一劝说行为是因为胡适碍于情面，是因为“考虑到陆已在侧”。胡适赞扬、承认和感谢陆仲安，作者却把它归因于胡适因久病而厌烦，因病愈而高兴，因高兴和生性宽厚而对陆仲安产生好感。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