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错误的理解态度

作者对态度的理解也失之偏颇，甚至错误。他没有考虑到胡适对中医可能存在着双重态度，拒绝承认在长达40年左右的时间里胡适的态度可能发生了改变。此外，他预设了胡适只有一个真实的态度，以为真实的态度就是基于正确认知的态度，并且把情感排除在态度的构成之外。作者所列举的胡适言论和行为，有些似乎支持作者的判断，即胡适不相信中医。例如，胡适在1934年支持傅斯年批评中医。按理说，面对相互冲突的证据，我们应该考虑胡适对中医的态度可能不会过于简单。如果相互冲突的证据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共时)，我们就要考虑胡适对中医是否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态度；如果相互冲突的证据并非同时期发生(历时)，我们就要考虑胡适对中医是否存在态度改变。

然而，作者没有考虑到胡适对中医可能存在着双重的、矛盾的态度，他把胡适批评中医理解为胡适不相信中医的重要证据。其实，胡适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信与不信，而是一个双重的复杂态度，既相信中医，又批评中医。早在1923年4月，胡适就对自己为什么既看中医又不主张中医作出解释。Ⅲ1 1年之后的1934年秋天，前后22天的时间里，胡适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转载和发表了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支持傅斯年批评中医。然而，就在这一段日子当中，胡适在日记里却高度赞扬了中医陆仲安。。由此可见，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罗尔纲也注意到了胡适对待中医的矛盾态度，并且做了类似解释。可是，作者不仅不予以重视，反而批评罗尔纲“缺乏科学精神”，指责罗尔纲的解释为臆测，讥讽罗尔纲“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胡适对待中医的矛盾态度大致体现为：作为内隐态度，胡适相信中医；作为外显态度，胡适又批评甚至反对中医。社会心理学认为，矛盾的态度表现为态度主体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的不一致。前者是无意识的、自动化的态度，源于先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或习惯；后者是有意识的态度，是态度主体基于新的价值观，或者迫于社会压力等而刻意改变习惯的结果。

有理由认为，相对于批评中医的外显态度而言，胡适相信中医的内隐态度要明显占上风。由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担当的特定社会角色，社会压力迫使他站在批评中医反对中医的立场上。即便如此，他却仍然顶着风头，屡次“逆潮流”看中医。即使他自己后来不看中医了，也任由妻儿继续看中医。不要以为这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所致。因为，对于当时反对鬼神迷信的社会潮流，胡适不仅大力推崇，身体力行，也极力阻止家人相信鬼神巫术Ⅲ。

作者也不承认胡适对中医的态度有什么改变，他至少认为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就不相信中医。作者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胡适的态度改变。他发现“胡适对陆的态度前后不同”，理由是胡适1921年赞扬陆仲安，1961年又辟谣说没有陆仲安治疗他慢性肾脏炎的事情。不过，作者随即否定了胡适存在态度改变，认为胡适1921年相信中医陆仲安，是胡适不懂医学以及非理性的结果，因而不是胡适的真实态度，胡适的真实态度其实一直没有改变。

作者否定胡适态度改变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忽视了胡适在长达40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同一场病的严重程度的不同态度。胡适在1961年把40年前那场病说成是“小病”，可是当年那场病轰动全国，胡适那时候显然把它当作大病。。正因为忽视了胡适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场病的轻重程度的不同态度，作者才试图用胡适1961年的言论去“证伪”胡适1921年的言行，以表明胡适的真实态度是不相信中医。为什么作者即便依据胡适言行来评判胡适态度，依然得出偏颇甚至错误的结论?除了作者的偏见以外，还因为他预设了胡适只有一个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态度。胡适1921年对中医的态度算不算胡适的态度?作者认为不算。作者同样认为，1922年胡适对中医的态度也不算胡适的态度。可是，胡适什么时候的态度才是他的“真实态度”呢?其实，人的心理表征是情境相关的，情境中的各种因素总是影响着心理激活的模式，因而，把态度看作是独立于情境之外、预设一个“本质”的态度，并把它当作是唯一真实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无论是什么时候的态度，只要这种态度是充分依据胡适的言行得出来的，就都应该算作胡适的真实态度。

进一步，作者错误地认为，真实的态度就是基于正确认识的态度。在他看来，胡适信了中医，那是因为胡适认识上存在着错误，所以不能当作胡适的真实态度。其实，一个人的态度固然与他的认识密切相关，态度的存在却与他认识的正确与否没有关系，错误的认识～样可以成就他的态度。即便我们可以对态度做出对与错的区分，也不可以把态度的对错与态度的真假相混淆。可是，作者却把(他认为)错误的态度等同于不真实的态度。

作者最为明显的一个错误，是把情感排除在态度的构成之外。他之所以多次声称胡适感晴用事，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情感不算态度的构成部分，唯有理智地思考过的认识才能称作态度。固然，这里谈论的主要是相信与否，涉及的是信念，属于认知的层面，可是，态度毕竟是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倾向的统一体，而且主要表现为态度主体对于态度对象的喜欢与不喜欢。作者仅仅从认知的层面来理解态度，忽视了态度的情感维度，显然是错误的。

三、胡适对中医陆仲安的态度

当然，作者得出错误的结论，与他遗漏了很多重要史实也大有关系。这些史实恰恰见于胡适的日记、书信和文章之中。例如，上述胡适1923年4月7日的日记明确表明胡适对中医的矛盾态度，如此至关重要的言论，作者却完全没有提及。

作者在文中只提到了胡适1920—1923年间看中医陆仲安的一些史实，以至于这篇文章的收录者以为“胡适请中医治病是他年轻(30岁)时候的事”(方舟子，2007：117)。事实上，陆仲安为胡适看病远远不止1923年之前那么几次。陆仲安后来几乎成了胡适一家的家庭医生，他为胡适一家治病，常常是“赶着前来的”(罗尔纲，2006：75)。仅仅依据胡适的日记和书信，胡适一家请陆仲安看病，从1920年到1941年，历时22年之久。

胡适对陆仲安的评价一向很高。胡适的日记和书信记载过陆仲安的误诊，也曾谈到过他医治无效的时候①，却从来不曾影响胡适对陆仲安的信任。胡适甚至赞扬过陆仲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1934年9月7日，胡适在日记里说： “我倒是相信，搞科学的人正是通过大胆而有控制地试验，才找到新的方法。还没有一位中医像陆仲安那样愿意做试验并服从试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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