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造成“历史之争”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医学认为社会因素在人类健康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年代和社会背景可造成不同的社会流行病，从而会影响人们对于疾病病因病理的不同认识。朱丹溪生活于元朝中、末期，当时的元朝，政治腐败、皇帝昏庸，官吏贪婪，人民苦贫。土地兼并使人民无地可种，瘟疫、旱灾使饥民、流民倍增，且以朱丹溪所在江浙地区最为严重。饥饿、劳役、奔波使之气血乏源，阴津耗伤，故阴虚火旺证必多见。而张景岳所在的明朝末年，国贫民穷，尤其是北方，地广土瘠，赋税繁多，地主剥削严重，加上灾荒连年，人民饥贫不堪，如1628年的延安府，八、九月间人食山间蓬草，至十月蓬草尽，食树皮，年终树皮尽，挖掘山中石块充饥。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可见饥饿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中医认为饮食是人体气血的主要来源，“人受气于谷”，“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所以人无谷养，必气虚、血虚。气虚易生寒—阳虚；血虚易生热—阴虚。故张景岳所诊疗的对象必以阳虚、阴虚和阳虚俱虚的体质为多见。可见他“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立论又与所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医许多著名医家的学说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如李东恒生活在中原战乱时期，人民颠沛流奔。饥饿、劳役等病因损伤脾胃严重，所以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著名论点。明末吴有性出生于饥荒战乱，疫病大量流行的时期，故著《温病论》提出了“戾气学说”，均说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产生特定的学说和论断。

　　结语：由此观之，丹溪景岳的学术之争与地理、岁运、社会三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南方气候炎热、多湿、又有火燥运气侯和人民饥饿流亡奔波的历史背景，必热上加热，虚火内生。故朱丹溪提出“湿热相火为病甚多”的观点，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主“滋阴降火”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北方气候寒冷，又有“寒湿”运气候的影响和人民以饥饿为主要矛盾的社会历史背景，必寒上加寒，故张景岳提出阳气是人身之“大宝”，倡“阳常不足，阴本有余”之说，主“温补”之法，亦是正确的。因此，可以说，丹溪景岳学说之争是由于这三种综合因素共同形成“时空差”而引起的。

　　故此，可以看出，丹溪景岳虽有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但其阐述的观点与各自时空造成的客观现实都是十分吻合的。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其学术观点都是客观而正确的。但其观点又只适应于各自时空条件，反之则不适应或不全适应，所以，又都是片面而机械的。当然，这种片面机械性责任并不在本人，而主要是由于历史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历代各家学说时，要作具体而细致的分析，要集其所长，弃其所短，在学习和继承祖国医学遗产时，更应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的态度出现，才能将真正有益于人类健康事业的知识学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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