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发展历史、改革开放政策及效果评价、科技成果转化及企业中长期战略管理。2004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医典籍研究及英译工程”秘书长，触及中医药领域。2008年开始任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

　　●中医药为其自身哲学基础、认知路径和行为规则所决定，从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多个方面都具备了成为我国医药战略基石的特性和价值。

　　●在关于中医药“科学”和“文化”属性的争议背后，是医药领域国家间、企业间的经济利益角逐。轻率主张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全面推行以融合为实质的“中西结合”，极有可能对国家、行业和从业者产生三重危害。

　　●以“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为序，把扶持中医药特色的推广、促进中医药优势的发挥作为中医药工作中心内容和紧迫任务，认真解决中医药机构“不姓中”问题。

　　●中医药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各项成就中历史最悠久、系统最完整、应用最普及的，没有中医药的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方针政策指引下，经过业界努力和各界支持，中医药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准确、充分认识中医药战略特性，有助于把握正确方向，增添克服艰难险阻的信心和勇气，全面、深入、持久地做好“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工作，使中医药对振兴民族、繁荣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作用得以更好发挥。

　　尽管“战略”通常被理解为和计谋、定位或模式一类概念密切相关，是人类用主观认识和意志赋予客观事物的，然而笔者认为：为事物内在本质和关联环境因素所共同决定的该事物的战略价值，并非人们从主观认识和意志出发，赋予事物和行为的外在特性，而是因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方向性、关键性和全局性本质而客观存在的内在特性。

　　正因为中医药具备了此种客观的内在战略特性，从而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就具备了至少以下六个领域的战略价值。　　

　　医药战略价值

　　从最直接的应用领域——医药卫生来看，结合医改的推进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系与国民健康保障体系，是一项非常必要和极其紧迫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唯有中医药才是成功建设这两个体系的战略基石。

　　经济分析：承受力约束刚性和效益有利性

　　当前，国民医疗保障已成世界性执政难题，关键在于：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只要无法有效控制医药费用吹气泡式的膨胀，现有医保体系的各类支付主体都将难以承受持续增长的医药费用负担，从而迟早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我国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状况都必定无法承受照搬国外所谓“现代先进医药模式”将造成的巨大支付压力。

　　数据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居于世界前列，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排名仅位列全球第90位左右，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医药费用支出，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已达5.2%，人均年卫生总费用超过1820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可是美国仅医疗开支就占GDP的18%左右，比我国卫生总费用还高13个百分点。美国人均医疗费用8000美元（超过人民币50000元，其中仅药费就需6000元），是我国的40倍左右。即便如此，这还是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速连续多年超过GDP增速，国家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2001年到2011年几乎翻倍的结果。如把美国人均医疗开支水平作为“国际先进医疗水平的服务”标准，仅医疗开支一项，2010年我国就需要67万亿元，而该年我国GDP总值只有40.12万亿元。

　　因此，以美国为典型的用“尖端的理化检查设备、巨资研发的各类新药和层出不穷的手术新方法”作为技术支撑的高成本的所谓“现代先进医药模式”，绝非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所能承受。我国不应该也没有经济能力来追随、抄袭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将医药垄断企业利益隐身于“高科技”之后的医疗模式。这是经济分析的必然结论。　　

　　技术分析：有效性和合理性都是硬道理

　　1. 中医药自古至今都是养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

　　尽管中医药和西医药从哲学基点、方法论到直接目标和手段都存在重大区别，但二者都是人类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有少数人认为：只有现代西方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手段能够解释、验证的医药理论和方法才是“科学”，否则就是“伪科学”。这种认识从否定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不但否定了真理的实践性和相对性，而且否定了科学的开放性和渐进性，是一种片面和短视的认识。包容于中医药知识理论中的深邃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广博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候学、地理学等知识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简单搬用西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裁定、套改。我们迄今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乃至人体自身功能效用不计其数，但这并不应成为彻底否定其存在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我们永无止境地探索真理的羁绊。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数千年时间和亿万人生命实践不断发现、创造、积累、检验和完善所形成的一个原创、独立、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中华民族能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日渐强盛，中医药的确功不可没，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无法辩驳。

　　非但如此，即便是对各种化学污染造成的生理疾病和因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人际竞争激烈造成的心理疾病此两大类所谓“现代疾病”，如若民众都能理解和把握中医药重视“治未病”，强调“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性命双修、形神共养”的特点，从注重饮食起居和精神调养等方面做起，现代疾病的危害就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控制在萌发阶段。传统中医药在当代依然有勃勃生机、依然可以祛病强身、保家卫国的事实，不仅从广东用中医药方法防治SARS、北京用古方研发治疗甲流新药等防治当代重大流行疫病的成果中得到明证，甚至在救灾抢险应急场合运用中医药简易方法有效防治了部队群体伤病的事例也绝非仅有。认定中医药是当代乃至今后人类防治疾病、养护健康的有效手段言之有据。

　　2.应用中医药养身健体、防治疾病是人类合理的上佳选择

　　对浩瀚宇宙和广袤自然而言，人类是什么角色又应有何种作为？这是决定医药学的哲学基点问题。相对而言，中医药学更多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信守“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无非是自然界中一类生灵，故此应该敬畏天地、顺应自然，与周边环境和其他生灵和谐共生、各得其所。而人自身也是一个各部分间密切关联的“小宇宙”，患病主要是人体功能出现了问题，如阴阳失衡。因此强调养生——防重于治，强调辨证施治——着眼整体调整，强调“固本培元”、“扶正祛邪”——保护和增强患者自身内在的抗病机能。而西医药学是近代工业文化的产物，崇奉人的独立创造能力——“物我两分”、“人能胜天”，把人看成是万物主宰——要“人定胜天”。擅长线性的分析还原思考方法，认为人之有病，主要是人体部分物质出现了问题。而医药学就是医者主导，用人造物质和人为手段“努力找病、除恶务尽”。

　　世界卫生组织曾将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归纳为八个转变，即：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从重治疗向重预防，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对照之下，中西两种医药学究竟谁更符合今后的转变方向，应当不言自明。从更广泛、更长远看，究竟哪种医药学对人类与自然“长相厮守”更有利，同样不言自明。

　　对生理上的“弱势群体”，中医药优势更加明显。以我国为例，由于前一时期“以药养医”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引发了过度医疗的普遍现象，进而生成了一些医源性和药源性问题，其中滥用抗生素尤为突出。如能及早普及中医药服务，婴幼儿就能较少受到抗生素、激素的早期危害，有利于其自身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成长，而老年人也能更多利用生命的“自组织、自演化、自适应、自稳态和自调解”功能，即便是“带病生存”，也总比动辄施行各类外科手术和放化疗更合乎天道人情。对于老年病、慢性病，应用中医药结合中国传统特色食疗、心疗等方法，其优越性更是无与伦比，为有效化解我国老龄化社会医疗保障重大难题提供了“定海神针”。

　　以上分析中，如说经济承受能力分析得到的是刚性结论，对技术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分析得到的就是对刚性结论的刚性支撑。事实上，技术路线和经济成本之间存在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决策选择的结果往往是所选技术路线直接决定了经济成本。决策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和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建设方案同样无法回避这一规律。因此，中医药为其自身哲学基础、认知路径和行为规则所决定，从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多个方面都具备了成为我国医药战略基石的特性和价值。

　　经济战略

　　普及中医药服务可以明显提高医药卫生领域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医药界有不少人士反对把“简便验廉”的“廉”作为中医药特色优势来强调。因为在前一时期医药卫生过度市场化、商业贿赂成为夺占市场份额利器的环境下，中医药的“廉”反而“南辕北撤”地成了从业人员获取合理经济报酬的障碍，不但打击了他们学习传统医药理论和技术的进取心，甚至削弱了他们对医德的固守意愿。但正如甘肃省在决定医改方针时所强调的现实所言：因为甘肃是“穷省”，所以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走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从国别对比来讲也完全情同此理：我国的多数人均指标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是确确实实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还要“言必称希腊”，硬把发达国家已危象丛生的“现代先进医药模式”作为我国的“范本”，至少也是“未富先奢”陋习在医药领域的表现！现实和逻辑告诉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必然是对日益复杂化、高度商业化的“当代先进、尖端”医药硬件技术依赖最少的方法，而“尽可能少的费用”只有努力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才能实现。

　　卫生部门的统计表明：即便是在需求旺盛导致中药材价格持续提升的情况下，全国平均而言，和以西医药为主体的综合医院相比，中医院的门诊人均次和出院人次的医药费用仍然要低20%左右。由于大力推广中医药服务和惩处过度医疗并举，甘肃省中、西各类医院合计的此两项费用硬是比全国平均要低40%~50%。受公开数据不足约束，笔者只能用2010和2011两年可获得的数据保守推算，结果是：如果全国除甘肃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把此两项费用降低到甘肃已经达到的水平，那么全国一年节约的医药费用很可能达到甚至超过5500亿元。按照2011年推算数据，仅这笔费用就可单独满足5亿户籍人口一年的门诊和住院医药费用。如果有人质疑：相对低廉的医药费用对甘肃民众的健康是否存在不利影响？国家统计数据是最好回答：在西部十省区中，非但甘肃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指标并不处于落后位置，而且人均预期寿命排列靠前，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一指标的增长幅度更为靠前。

　　中医药是我国典型民族传统产业，产业形态完整，对三农经济、边远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拉动明显，且有国际发展前景

　　认定中医药是民族传统产业的典型，不仅因其历史悠久、应用普及，具有鲜明人文地域特征，更是因其具备跨接三大产业、多个行业的完整产业链，产业的结构丰富、分布广泛、关联紧密、形态齐全。

　　仅从第一产业的中药材野生采集和人工种植来看，全国公认道地药材品种至少有200余种，十几个主产区基本覆盖所有省级行政区划。此外，各省、市的区域性道地药材更多不胜数。以开展中医药工作颇具特色的山西运城为例，调查核实的常用地产植物、动物和矿物中药就有557种之多，其中地黄等还出口他国。种植中药材40万亩，年产值近4亿元，对当地经济有较明显拉动作用。全国多数省份，尤其是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都有用中药材种植和粗加工带动三农经济发展的实例。在第二产业内，不但有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还有改革开放后创办的大批中药加工企业，其中不乏独具地区和民族特色的厂家。近年来藏药、蒙药和苗药等兄弟民族传统医药使用范围的扩大就与中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彰显了中医药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至于在第三产业，从药材药品流通到医疗保健服务再到教育科研文化等等领域，中医药相关机构更如满天繁星。虽然统计部门从未发布过三大产业内与中医药相关的就业人数，但粗略估计应在1000万左右，受益人口可能有3000万之众。

　　而今，放眼国内，从平面到立体，几乎所有媒体都“傍上了”中医药，涉及内容由表及里、无所不包；中药产业产值2011年达到4178亿元，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了年均22%的增速，到2015年很有可能达到6000亿元；中医院诊疗人次从进入新世纪以来也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不但直接服务于民众身心健康的中医药需求明显旺盛，对食品安全具有明显效果的农用传统中医药（中兽医药等）也呼声渐高；尤为可喜的是，在甘肃，人们看到中医药院校招生久违了数十年的红火局面重现：非但录取分数线达到了文科第一、理科第二，且所录取学子都是第一志愿报考者。中医药“长征接力有来人”的新时期可持续发展曙光在前。眺望寰宇，尽管路途依然遥远而艰辛，但“中医药走向世界”正在迈开坚定扎实的步伐，中医药服务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越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越高，从针灸合法化到中医药合法化的方向渐趋明朗；可以断定，这般万千气象必将孕育出中医药产业经济在国内外发展的更大更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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