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益别论“伏气温病”说

　　中医辨治温病，历来有新感与伏邪两大原则。“伏气温病”之说始于王叔和，王叔和以《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依据，于《伤寒论》之首加序例曰：“冬日伤寒，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自此伏气温病一唱百和。

　　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治法”中所云：“是以寒气之中人也，其重者即时成病，即冬令之伤寒也。其轻者微受寒侵不能即病，由皮肤内侵，潜伏于三焦脂膜之中，阻塞气化之升降流通，即能暗生内热，迨至内热积而益深，又兼春回阳生触发其热，或更薄受外感以激发其热，是以其热自内暴发而成温病，即后世方书所谓伏气成温也。”

　　与其他医家不同的是，民国医家彭子益在其所著《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一书中提出温病为“本气自病”。他认为：“温病者，人身木火偏于疏泄，金气被冲而失收降之令，水气被泄而失封藏之能，水不藏则相火益事飞腾，金不收则风木益事泄动……一年的大气运动，春升夏浮，秋降冬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身春木之气，升动生发失其常度，则温气病焉。此乃人身本气之病，非中今年之温，由口鼻而入；非伏去冬之寒，变为今春之温。不过虽是人身本气自病，必须感受时令偏于疏泄的大气，引动里气，然后病成耳。”

　　彭论混淆了“寒”与“藏”

　　笔者认为，他在分析“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时，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相混淆了。

　　他认定“寒”字为“藏”字。解释为：“寒者，冬水封藏之气也。平人水气能藏，阳根不泄，养成木气，交春阳和上升，化生心火，煦和畅遂，不病温也。阳根者，藏则为生气，不藏则化邪热。冬日伤损了水的藏气，阳根外泄化热。泄之盛者，在本冬即病冬温；泄之不盛者，冬时木气未动，尚未发生疏泄作用，一交春令，木气疏泄，将木气本己根气摇泄而起，木气失根，故病温病。温病都是虚证，原因即在于此。所以治之之法，必用培养木气之药，所以《内经》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凡冬时咳嗽、不寐、出汗、劳心、多欲等事，皆不藏精的事。”

　　彭论有耐人寻味处

　　虽然彭子益将“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混为一谈，但读过后，仍令人颇受启发。笔者以为彭氏温病的“本气自病”说，很耐人寻味，可结合《内经》原文进行探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笔者要强调的是，后四句所论疾病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为“物极必反”之意。原文讲“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显然“寒暑过度”所致疾病为物极必反。那什么是“寒暑过度”？我们讲冬寒夏热，是正常现象，若冬天不寒，夏天不热，此为不及，若冬天过寒，夏天过热，当为过度。

　　正如彭氏所云：一年的大气运动，春升夏浮，秋降冬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人体的气机运动亦应如此。冬天是阳气封藏的季节，阳气的封藏是为了来年更好的升发，阳气作为我们一切活动的能量来源，必须要经过充足的“睡眠”，才能保证“体力充沛”。但若冬天过于寒冷，则阳气封藏固密，一交春令，木气升发，这时封藏之令不行（因过于封藏而不能封藏），木火之气偏盛，而成温病，此为“重阴必阳”之“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再说彭氏混淆的“寒”与“藏”，吴鞠通认为“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中，“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其实，“精”，指的就是阳气。

　　对此，刘力红的《思考中医》也讲，精是阳气的封藏状态。因此，“冬不藏精”是指冬天不够寒冷，即气化不及，阳气封藏不固，或者人体不能顺时调养而使阳气外泄，阳气没能得到充足的“睡眠”，过于消耗，而春天又是阳气升发的季节，本来就没能休息好的阳气还得继续“工作”，这样，阳气的卫外功能减弱，抵抗力下降，此时所得温病，就是“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温病。

　　由此可见，“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是有区别的，前者因冬日封藏之令太过，至春日疏泄之时，阳气升发过度，木火之气偏盛所致，为“物极必反”之意。而后者，是冬令阳气封藏不足，过于消耗，卫外功能减弱所致。

　　前者为实证，后者为虚证。治疗方面，笔者认为两者均可以白虎汤为基础方进行加减，针对于温病为阳气升发太过，木火之气偏盛的机理，白虎汤就是促使阳气敛降，制约木火之气之方。而后者更宜用白虎加参汤，因后者为阳气虚损之证，人参既能补气又能生津，正如焦树德所言“人参补阳生阴”。

　　此时不宜用黄芪，黄芪虽亦为补气之品，但张锡纯认为黄芪的升力大于补力，而人参的补力大于升力。温病本为木火偏盛之病，黄芪的升力会加重阳气的耗散。故凡温病兼气虚者加参不加芪。

　　且温病的发生每年均有可能，《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辰戌之岁，初之气，民厉温病；卯酉之岁，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其病温。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巳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

　　从以上经文中可以看出，温病的发生均由少阴君火或者少阳相火的加临，使得该阶段的气候过于温热所致，为木火偏盛，阳气过于疏泄之病。故笔者认为，用彭氏“本气自病”说解释“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似乎比“伏气温病”说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