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广莘，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医理论学家、临床家，首届国医大师。他将中医药学学术思想归结为“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中医学为健康医学的本质属性，奠定了健康医学理论基础。

　　●中医研究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要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和固有价值，并且发扬下去，“科学化”仅仅是途径。因此，首要的是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抓好继承工作。

　　●疾病医学、疾病对抗医学是用物质世界的知识解决生命现象，是对象性思维的认识论的知识论层次，它的机械构成论观念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向后专注溯因分析认识论，向下坚持微观实体本质论，向外信奉线性因果决定论。

　　●中医学的本质是创生性实践的生生之道，其人本主义意向性思维的致思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内的，具有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的楔入效应、生生之具的通变合和的加和效应、天人合德的生生之效的溢出效应三种增益性效应。

　　●在现代医学危机、医疗改革中，中医应该进行“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实践，而不是陷入“新知”。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代的研究成果，都要为我所用，而不是用来改造自我。

　　中医研究，抓好继承是关键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8月7~19日，首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新中国卫生工作原则。当时，中医有60万，西医有4万，“团结中西医”是60万中医与4万西医的团结。那时，我在上海颛桥联合诊所工作。这是国内较早的联合诊所，组建于1950年7月，共28人。其中中医26人，西医2人。由于西医人数少，很多中医生做了在今天看是西医应做的工作，如1952年的反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1955年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等。

　　会议同时召开了中医座谈会。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座谈会上说：“全国卫生会议上来谈中西医团结问题，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健康问题，得到更好解决。……过去中西医的不团结，是过去反动政府所致的，今后在一致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为使每个人都能尽最大效能，改造是必要的。不单独是中医要改造，即西医也一样要改造，这样才能团结得更好。……刚才有几位同志讲过，中医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把这些经验和理论，用今天的科学方法，给以证实和说明。……为了把中医材料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医学术的独立性，我们打算成立中医研究所，以便加以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中医研究所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

　　对于这段讲话有许多不同看法，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两点：第一，中医研究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要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和固有价值，并且发扬下去；第二，计划成立中医研究所，任务是整理研究，证实说明中医学术，发扬其固有价值。

　　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为研究目的服务，“发扬中医学的固有价值”是研究目的，“科学化”仅仅是途径。作为方法的现代科学技术，怎样才能“善其事”地为保持发扬中医学的固有价值服务，这才是关键问题。列宁说：“应用什么样的方法论，这取决于我们必须研究的对象的本身。”因此，这里要反过来，“器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工”，首要的是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抓好继承。因为离开对中医学术原貌的准确了解，学习就没有根据，发展就没有基础，评价就没有标准，研究整理就找不准目标对象了。

　　“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为的是“生”

　　从“中学西”到“西学中”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招收了一批“中医研究人员”，成立中医药研究学习班。在全国60万中医中招60人，实际录取43名，经短期补习数理化后，进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西医5年。这是唯一一次由中央举办的“中学西班”。1953年年底，中央文委找学生过去谈话，并将结果汇报至中央。毛主席听取报告后认为，现在不是中医学习西医的问题，中医很早就主动学习西医了。现在是西医在朝、中医在野，西医掌管了医药卫生的管理，中医被歧视、排斥，应该是西医学习中医学。

　　1954年10月21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傅连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一文中说：“过去我们曾经提倡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还不是最重要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西医学习中医。如果单纯强调中医学习西医，其结果是使中医完全变为西医，也就是丢掉中医！”

　　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因此，中医研究院在1955年成立的时候，举办了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简称“西学中班”，在全国招收西医医生系统学习中医药学，并向著名中医学习，开展中医药学的研究工作。1958年10月11日，第一届西学中班学员毕业，毛主席在卫生部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是对中医药传承的重要态度。

　　1958年以后，全国各省、市陆续举办“西学中班”，先后培养了数千名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人员，简称“西学中”人员。1957年我在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央人民医院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西医医院，创建于1918年。1958年，教育部规定西医院校开设中医药课程，让我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医学概论”课程的讲授工作。我为北京医科大学五年级、四年级的5个班开展教学工作，这是“赶鸭子上架”。当时的副院长是“西学中”，他对我说：北医毕业，怎么能研究中医呢，怎么也得做5年临床，到主治医水平才行。意思是说，研究中医需要高学历、高水平。

　　研究中医、研究生命的误区　“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被误解

　　有大量的西医学习中医了，那么“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了吗？党中央1978年56号文件说，后继乏人，后继乏学。我们走了几十年的曲折道路，中医始终被认为是研究对象，“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8个字，被误解为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加以研究提高。我们往往自大地用现代科学方法纠正中医，包括教育。

　　然而，一百年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名人已就中医学提出了问题。梁启超提出：“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陈独秀在1915年《给青年的一封信》中说，这是由于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的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这句话符合事实，因为中医学不是构建于解剖学、现代药理学、细菌学的。胡适断言：“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因为西医学回答了病从哪里来的，病理、病因、病位清楚，而中医没有回答病从哪里来的，病理、病因、病位不清楚。中医不科学的罪名，就在于不认识疾病，或者说不用疾病医学来考虑问题。

　　1952年，我从上海到北京来报到之前，拜访了陆渊雷先生。他知道我是去学西医，他让我看一篇文章，即俞风宾（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16年在《中华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保存旧医学的商榷》。文中说：“欲废旧医者，泰半为浅尝之西医士。此辈徒学西医之皮毛，学识经验两不足取，而骤然曰中医陈腐当废除之，而将其有价值处一概抹煞矣。”俞风宾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是位有良心的、高明的西医生。

　　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其实就是“不认识病，能治好病”。中医的传承，就是要传承这一点。21世纪SARS来了，全球病理学家还说不清楚病原体的时候，广东的中医却治好了SARS。关于疾病对抗医学，中医也有，但被称为下医、粗工。中医有四等：上医、中医、下医、粗工。粗工就是“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老病没有治好，又有了新的病，就是药物病、医源性疾病。

　　疾病医学、疾病对抗医学，成为咒骂中医、开除中医的一把剑。很多人接受现代科学多，但对于不认识病、能治好病的中医特色和优势不理解，总是希望用物质基础来说明它。即使余云岫、陈独秀、胡适等都没有否认中医能治好病。于是余云岫提出“废医存药”，把中医废掉，把中药保留，因为中药能治好病。保留什么中药？做实验筛选。

　　解放后，1961年全国首届药理学会交流的实验研究表明，用针对病因病理病位直接对抗补充的疗效观筛选中药，却是阴性结果居多，少数阳性结果者，比之同类西医又大为不如。1971年全国性筛选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药，针对咳、喘、痰、炎，得到18味草药，可惜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对这些实验怎么看？这是用物质世界的知识解决生命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苏联远东研究所在研究我国黑龙江的刺五加、辽宁的五味子、吉林的人参中发现了三个现象：血糖高的能下来，血糖低的能上去；血压高的能下来，血压低的能上去；白细胞高的能下来，白细胞低的能上去。他们对中药作用机制做了如下解释：一是双向作用；二是正常化作用，高于它的往下走，低于它的往上走；三是适应源样作用，即提高机体细胞的适应能力。这就是比中国的药理学家高明之处。

　　用物质科学研究生命出现危机

　　药理学，直接打击敌人的方法，禁不起时间的考验。从上世纪30年代发现磺胺以来，人类不断发现并生产了大量的抗生素。这些抗生素以其显著的对抗传染病病因的效果，在医学舞台上辉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细菌、病毒就对这些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大量抗生素被淘汰。医学界又不断研究出新的抗生素以对付这些耐药的细菌、病毒。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细菌、病毒的变异比研制新药的速度还要快。这就造成了大量药物不断被淘汰，迫使医学不断研究新的药物。有些药花费近10亿美元，经历1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应用一段时间后，很快就被淘汰了。这就造成了医疗费用的上涨。同时针对病因的治疗还加速病原体的变异而制造了新的病原体。如疟疾原来用奎宁治疗效果很好，但很快就出现了耐奎宁的疟原虫。医学界又研究出青蒿素来对抗耐奎宁的疟原虫，效果很好，但现在又出现了耐青蒿素的疟原虫。这种耐青蒿素的疟原虫就是针对病因的治疗所制造出来的新的病原体。 另外，即使病原体对抗生素敏感，也不一定能治好疾病。如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细菌的感染，而所感染的细菌都是常在菌群。

　　种种现象说明，针对病因的治疗出现了危机。西医几十年来也发现了用物质科学研究生命，是个误区。我们现代受的教育都是物质科学的教育，是唯物论的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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