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融汇有理论基础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虽然理论本原、考察视角、学科侧重不尽相同；但从二者的发展历程、学术内涵、研究领域来看，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交汇。

　　王琦教授创立“体质可分论”时，就把人类学作为重要依据，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群的体质是可以分类的。因为体质性状有助于了解不同种族或人群体质构造的异同和在不同生活条件下人体的变化规律；体质性状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就每个具体性状所受不同因素作用之多少而言，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英国皇家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旅英中医学者马伯英院士对医学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内涵做出辨识，认为有别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的体质、构造、起源、演化、人种，乃至基因遗传等，包括诸如古人类学（化石人类学）、人类起源学、人种学、体质构造人类学之类，与现代医学的基础学科相切近。

　　人类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有春提出，从疾病、环境及人类文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发现物理环境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是疾病与治疗的首要决定因素；这一源自人类学整体论传统的生物文化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单纯以文化解释社会文化行为的不足。

　　人类学专家、云南大学教授张实认为，人类体质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生物遗传因素等的影响，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密切的相互关联性，而社会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类的自然生物属性；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既有生物特征，又有文化特征，是生物与文化特征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来认知健康与疾病，将人类体质的研究置于自然、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尊重且关注生物遗传、外界环境等各种因素及由此产生的差异，目的同样旨在防治疾病、恢复健康。由此可见，这二门学科的融汇，存在着理论基础。

　　用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体质学利于中医发展

　　笔者尝试构想中医体质人类学的可能。在多学科交叉的中医体质分类研究中，不仅可采用文献信息学方法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合，亦可增加医学人类学的方法，如田野调查、综合考察、比较研究等，使编制的量表和制定的标准更具普遍性与权威性。进行体质类型的生物学内涵研究时，运用分子生物学、免疫遗传学等现代科技方法，也成为医学人类学近年研究的新趋势。所引进的生物学基因和遗传学方法对于造成民族个体变异和个体疾病的分子机制的研究，为服务各民族人口健康意义重大。如人类线粒体DNA对研究人类的起源、血亲关系、个体的鉴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医学人类学告诉我们，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对此采取的治疗实践和模式各不相同，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长期的历史沉淀并为其所用的疾病观念，从而衍生出相应的治疗手段。中医体质学正是从功能状态角度揭示疾病在人体内发生、发展和调节控制规律的学科，在客观上架起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进入现代医学的桥梁。

　　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医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已作为西方世界的通用表达。因此，用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体质学，不仅有利于中医的自我发展，借用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珠娣（Judith Farquhar）阐述“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也有助于中医更加权威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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