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还有：

一、《黄帝内经》的标题完全不符合战国时期的文风。战国时期，由于中国的文字体系还不完备，加上记录文字的载体（如甲骨、金属、竹简、木牍）还很昂贵，它迫使古中国人必须以最节俭的方式记录历史。所以，战国时期的文献，在标题的时候通常只用两个字，极少使用四个以上的汉字。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内经》完全不是这样。

二、《黄帝内经》的用词不符合战国时期中国人的习惯。熟悉汉语语言史的学者知道，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在进行文书制作的时候，习惯于用单字名词，很少使用双字名词。比如，他们只会说“日”，偶尔也会说“阳”，但绝不会说“日头”或“太阳”。这种使用单字名词的习惯，还体现在当时的中国人不把单字名词联成一个组合名词使用。比如，“饮”是一个单字名词，“食”也是一个单字名字，战国时期的中国人绝不会把他们联成“饮食”来使用。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内经》却大量使用了双字名词。

三、《黄帝内经》写出来的数字不符合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战国时期的中国人表达十位以上的数字，习惯于在数位字之间加“有”字。如果连同单位词一起表达，则在这个数字的前后都得加上这个单位词。比如，他们表达“八十一”的习惯是“八十有一”；表达“123人”的习惯是“人一百有二十有三人”。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没有一处是这样表达的。

按照语言史的基本规律，后来人的语言表达可能会兼容前人的语言习惯，而前人的语言表达绝不可能兼容后来人的语言习惯。可是，在《黄帝内经》中却大量存在许多战国以后的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比如“平旦”“日中”是秦朝才有的；“岁甲子”是汉朝（公元前206—公元后220年）才有的，“寅时”则是晋代（265—420年）才有的。像“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其语言的现代化程度，少说也达到了唐朝的水平。

以上事实表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黄帝内经》最有可能经过了多次篡改。并且，最近一个篡改《黄帝内经》的人至少应该是公元七世纪以后的唐朝人。

事实上，《黄帝内经》作为一本书，而不只是一个书目，出现的确切年代是在隋朝（公元581年—618年）。当时，曾经有一个名叫全元起（生卒年代不详）的人为它做过注解。值得指出的是，经全元起注解过的《黄帝内经》只有8卷，缺了第7卷。这部缺了第7卷的8卷本《黄帝内经》一直流传到了12世纪。有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除流行了8卷本的《黄帝内经》之外，还有24卷本、18卷本、12卷本的《黄帝内经》在中国流传过。它向我们暗示，被全元起注解过的8卷本《黄帝内经》也可能是假的。

我没有看到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目录那本元代刊刻的古林书堂本《黄帝内经》。据我所知，它是12卷本的《黄帝内经》。在这个12卷本的《黄帝内经》出版之前，北宋王朝还曾经出版过一部经校正医书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它有24卷。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我国市面上流行的《黄帝内经》，不是以上列举的任何一个版本。这样一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目录的那本《黄帝内经》的版本保存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什么书列入世界记忆目录加以保护，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权力。但是，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学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全世界阐述以上实情。

三、基于医者意也和荒谬证明的中医

早在1879年，俞樾先生就曾经揭发中医说：“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俞樾认为，如果继续保守中医，必然陷入“欲益而反损也”，并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了对中医的系统讨伐。1922年，鲁迅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面对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讨伐，中医不得不寻求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中医越是寻求科学化，中医的问题暴露得也就越充分。1930年，曾经极力主张中医科学化的陆渊雷发出一个感慨：中医如果继续科学化，中医会死去；中医如果拒绝科学化，中医恐怕也会死去。

1950年代中期，中医突然走运。从那时起，它被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政府包养起来了。中国政府甚至试图用它改造科学医学（西医），创建具有毛泽东思想特征的新医学。为此，中国政府在全国创办了50多所中医药大学和30多所中医药研究机构。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学士、硕士和博士，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副教授、教授和科学院院士。遗憾的是，这些披着科学外衣并戴着高级别学术头衔的人，极端蔑视科学，完全不遵守科学规范，甚至公开与科学唱对台戏。他们大言不惭地把中医吹捧为“东方科学”，批评基于实验和逻辑的“西方科学”属于“科学主义的科学”，而他们所从事的“东方科学”则是既不需要实验也不需要逻辑的“人文主义的科学”。

众所周知，许多人类疾病具有自限性。它使得某些疾病可以获得“不药而亦愈者”的效果。这给中医生以最懒惰的方式建立理论、施展医术，并取得实际的“有效性”欺骗民众，创造了条件。

中医生建立医学理论和施展医术的唯一方法，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医者意也”。这是一种直觉思维方法。它首先寻求一些看上去合理的思想框架，再依据这个思想框架做出一些自以为是的直觉判断。早期的中国智者曾经坚定地认为，天与人是共通的。以它作为形成直觉的思想框架，然后再把它用于对人体结构的推测，就有了这样的判断：

“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六极，人有六府；天有八风，人有八节；天有九星，人有九窍；天有十二时，人有十二脉；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五骨节。”

做出这样的直觉判断，不需要解剖人体，更不需要对观察所得的现象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这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医生所标榜的“人文主义的科学”是一种懒惰的科学。

此外，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的头顶是圆的并不是因为天是圆的；人的脚板是方的并不是因为地是方的。同样道理，并不会因为天有365度（一年365天）而使得人体的骨节也是365块。由此可见，他们的“人文主义科学”还是一种极其粗鄙而且荒谬的科学。

事实上，除判断人体结构之外，中医倡导的一些用药原则、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也是用这种懒惰而且粗鄙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 腹泻是因为肠胃过于潮湿，所以应该用具有吸潮特点的灶心土治疗腹泻；

—— 中国人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其中的立春被认为是万物复苏的开始，据此，中医生认为，把立春那一天下的雨水收集起来，可以治疗不孕不育症。

—— 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行走不稳和双手颤抖，中医认为这是患者“中风”了。由此，中医形成了一个治疗“中风”的熄风原则。什么东西可以熄风呢？中医生看见了蛇走得比风快，而蜈蚣可以制服蛇，因此，蜈蚣成了中医生治疗“中风”的首选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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