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呈增长趋势。在脑血管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现代医学日新月异，相比之下，中医药前进的步伐沉重而缓慢，其防治脑血管病的传统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认真思考中医药在治疗脑血管病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规范并创新，对发挥中医药重视预防、整体治疗的优势，提高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的水平意义重大。

　　存在问题：急性期分期不明确

　　对于出血性脑血管病，西医的急性期有两小时至20天、发病72小时以内、3.5～14小时、1小时～9天、3天以内、1周以内、两周以内等不同的时间分期。中医分期却较笼统，1个月以内为急性期，半年以内为恢复期，超过半年为后遗症期。分期的不明确，直接影响中医对该病病机演变规律的认识，影响了中医药治疗脑血管病临床方案的确立。

　　病因承袭旧说

　　中医对脑血管病的病因研究很少，主要以承袭旧说为主，且仍处于描述性的模糊概念的状态。临床上提到中风就强调年老体衰，或肝肾不足，或元气亏虚，对现阶段因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相互竞争日趋激烈造成脑血管病发病的年轻化趋势缺乏解说，在中医病因的研究方面没有很好地体现时代的特点。

　　病机交叉错杂

　　中医将脑血管病责之“风、火（热）、痰（湿）、瘀、气虚、阴虚”。风火痰瘀是标，气虚阴虚是本，这个观点既成共识，但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尤其是复合病机表述极不规范，造成内涵外延差异。更有一些病机不在以上六者之列，致使证型种类差异较大，给规范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治则研究重病轻证

　　中医治疗脑血管病的研究中，血瘀证固然多见，但不能任意滥化。人们很容易将脑出血的离经之血责之血瘀，将脑血栓、脑栓塞责之血瘀，很容易将西医的血管硬化、高血脂与中医之瘀血挂钩甚至画等号，治疗中一味强调活血化瘀甚至破血逐瘀，缺少对中医传统治则的研究如用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昏迷痰热毒盛有效，对其治则豁痰解毒，醒脑开窍的机理却缺乏研究，特别是对治疗中风昏迷的中医特有的醒脑开窍法缺少应有的研究。

　　理论探讨多 临床实践少

　　理论而言，出血性脑血管病辨证系离经之血，属中医瘀血没有异议，且现代研究认为患者凝血功能正常，出血不多者一般因局部血肿压迫在半小时内自止（大血管瘤出血破裂除外）。故在辨证的前提下，可以尽早结合使用中药活血化瘀，有助于恢复灌注，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的早日康复。但对于出血性脑血管病甚至是缺血性脑血管病早期，使用活血化瘀中药治疗的研究报道不多，大样本的研究报道更少。

　　剂型不能满足临床需要

　　尽管中药制剂已具备了各种剂型，但不等于能够满足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实际需要。急性脑血管病病机多涉及为痰热、腑实、阳亢、风动、血瘀，目前临床使用的静脉制剂大多针对血瘀和痰热而设，尤以活血化瘀者为多，针对腑实、阳亢、风动的静脉制剂很少，针对相兼病机的静脉制剂就更少，静脉制剂的严重缺乏，严重制约着中医临床的发展，特别是中医急救水平的提高。

　　过于强调特色 缺少规范与合作

　　中医过多强调各自经验特色，包括地方特色、单位特色、个人经验等，缺少规范研究与合作精神，即按照国际惯例按循证医学的方法组织大规模的医学临床研究。

　　综上，影响中医药治疗脑血管病疗效的原因颇多，病程分期不清、病因探索的裹足不前、病机研究的杂乱无序、剂型研究的滞后，片面地强调中医特色、缺少规范与合作等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樊永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天坛医院中医科主任，兼任首都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医保品种专家组成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四届理事等职。承担和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等多项科研课题，曾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奖、国家教育部科技成果奖等奖项，发表学术论文63篇，主编或参编学术著作5部。

　　樊永平师从全国著名中医学家刘渡舟和王绵之两位教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神经疾病的防治和研究，建立了颅脑术后发热的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强调湿热是颅脑术后发热的核心病机，治疗多从湿热入手每获良效。樊永平认为，脑血管病急性期存在风火痰瘀的级链反应，治疗时切断反应链最为要紧。在治疗多发性硬化时，他主张肾虚是本，痰瘀为标，是痿证（骨痿）而非痹证。对脑血管病急性期患者，他主张采取中药介入治疗，有助于改善症状，长期服用，对于安全撤除激素，减少复发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