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上的进展更快。据知情人士透露，人社部将于年内制定完成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从5月份开始，一些模拟测算等细节性的工作，已在进行。”

当看到改革方向中有“两个允许”——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后，一位中部某省退休多年的三甲医院院长，激动无比。

15年前的2004年，在退休前一年，他向市委领导递交了他所在医院的薪酬改革方案。这份以调高工资水平、改革绩效工资分配方式、拉开人员收入差距为目标的方案，不仅被市领导认为多此一举，也遭到了医院内部“关系户”职工们的联名反对。

在当时的政府官员看来，这位院长有点“拎不清”。2004年前后，正值中国医保大发展，医保基金充足，百姓的医疗需求井喷式释放。一时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一个县医院的年收入都有近亿元，医护人员收入极其稳定，薪酬总额远超过其它事业单位的员工。

按照官员的逻辑，这个时候自主进行公立医院薪酬改革，只会激化其它事业单位的不满，实在是不合时宜。

这位当时在医疗领域工作近40年的院长，却有完全不同的逻辑：“医务人员的绩效分配方式，是医生行为的指挥棒，直接影响医疗行为。”那时他已看到，医生一方面作为事业单位的员工，工资收入受人社部事业单位薪酬规定的限制，远低于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医疗市场经济行为的主体，卷入高达万亿产值的医药市场中，被药品、耗材回扣这些“灰色收入”裹挟。畸形的收入机制，势必影响医疗行为，反应在老百姓的账单上的是越来越多的药费，最终会侵蚀医保基金。

末了，他又补上一句，日子好过时，改革相对容易一些，如果等到各种矛盾都尖锐时，再改就难了。

一语成谶。多年来，医院和医生扭曲的收入机制，成为畸形医疗行为的主因，最终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近年来，各地医保基金早已不复当年充裕的情景，部分地区更是面临穿底的危机。

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由此再出发。在新医改近十年后，在发布药品采购、流通领域的诸多试点文件之后，2017年，人社部、财政部、卫计委等多个部委，终于推出了公立医院薪酬改革试点的方案。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继续高举高打，整治药品、耗材价格虚高。尤其是2018年末以来，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放出“4+7药品集采”的大招，北京地区又推出“医耗联动”等举措，这些力度极大的措施，对医药、耗材领域的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大洗牌，被业内称之为“拨乱反正”。

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意在挤干药品、耗材领域水分的政策，必须配合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机制的改革，否则调动不了医护人员的积极性，最终很可能像以往的诸多改革政策一样，按下葫芦浮起瓢，无疾而终。

新医改兜兜转转，终于开始直面公立医院薪酬改革这一块难啃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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