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武汉：“我们需要发声，表达我们的意愿”

新京报：你们为什么会写下这封请战书？

郭亚兵：很早之前，新型冠状病毒刚发现的时候，我们的队员王晓艳就提出来了写请愿书的建议。因为我们发现，这次疫情与非典非常类似，和当年在广州、北京的情况差不多，我们小汤山队员有充分的防护经验，做到了医务人员零感染，可以介入，给大家提供帮助。经过小汤山锻炼的医生，更应该站出来，听调令。我们需要发声，表达我们的意愿。

请战不是一定要上前线，还不一定轮得到我们，比如55岁以上的医生，年纪比较大，不一定能上。我们更多地是想给大家信心，提高大家战胜疾病的意志。

新京报：请战书发出来以后，医院决定派你们去了吗？

郭亚兵：写了请战书之后，我们有很多同事退掉回家的车票、返程，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医院今天决定，我们今晚8点出发，一共去24个人。相关的呼吸、感染、心血管、急诊等科室都派了人，护理人员也会去，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占到一半以上的工作量。

小汤山经验：“划分了干净区、半污染区、污染区”

新京报：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去了小汤山？去之前是什么心态？

郭亚兵：呼吸、感染、心血管等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加起来一共是29个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最大的42岁，大多数都是比较年轻力壮的。

作为传染病专业的人，上前线是我们分内的事。医生护士跟老百姓一样，对疾病不熟悉的时候，也会觉得害怕。但是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对疾病的理解比老百姓要快，能更快克服焦虑。

新京报：你们在小汤山待了多久？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郭亚兵：2003年5月初进去，到6月23日结束，接近两个月。出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呆多久，还在考虑要不要带冬装，实际上待的比想象的时间短。我们当时是在17病区，有30多张床位收治病人，所有的治疗都是由我们团队来负责。

 
小汤山时期，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在小汤山期间，医疗队实现了“零感染”，是怎么做到的？

郭亚兵：去小汤山之前，每个带队的队长都是要签军令状，保证队员一个都不感染。小汤山的防护非常严格，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纪律性，说一不二。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系统的问题，任何一个人掉链子都不行。

在小汤山时，我们有很细致的防护指南，划分了干净区（指行政和后勤办公的区域）、半污染区（指医护人员的居住区）、污染区（指病区）三个不同的区域，大家分开活动。

像我们做传染病出生的，本身职业敏感性就很高，平时看发烧一定会戴口罩，也养成了洗手的习惯。跟人讲话的时候，习惯站在上风口，不会站在下风口。有时在电梯里人多，比较拥挤，我就憋气，到了空房间再喘气。其实传染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只是看你有没有做到位。

即使在装备缺少的时候，也要保证因陋就简，做到关键位置的防护，不能不洗手揉眼睛。比如在给病人插管的时候，口罩突然烂了，可以先憋着气给病人操作，弄完再去上风口喘口气儿。这样也能达到呼吸道隔离的效果。

新京报：除了防护以外，还有哪些在小汤山的经验可以分享？

郭亚兵：总结一句话，就是“心理要放松，但防护要到位”。微生物感染跟个人的免疫力密切相关，如果休息不好、焦虑，免疫状态紊乱，自然就更容易感染，所以我们不提倡疲劳战术。医护人员要保持信心、乐观的状态，才能提高免疫力。当年在小汤山时，大家心情很放松，该吃饭就吃饭，该运动还是要去运动。

医疗核心是医护人员，必须有战斗力。关键是斗志，很多人斗志一垮，就没有战斗力了。面对未知的疫情，刚入职的年轻医生产生恐慌，不知道如何防护，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怎么防，要教会他们招数，让医护人员增强信心，不能让他们还没上阵就泄气，信心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小汤山医疗队的队员们现状如何？

郭亚兵：当年的队员都成为了医院各个科室的骨干，比如王晓艳，现在是脑外科的护士长。最小的那位队员，今年34岁，已经当妈妈了。我们现在有个群，每年还会聚两次，大家都是生死之交，感情还是不太一样。

 
队员们在横幅上签字。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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