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经济基本面走弱，失业率上升，就会导致政府财政和医疗保险收入以及民众支付能力的下降，医疗行业必然无法独善其身。

疫情之后，管制可能被进一步强化

当人体感染新冠病毒时，最严重的损害，有时并非源于病毒的侵害，而是来自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免疫系统经常会出现一种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的过度反应，这种反应不仅会攻击入侵的病毒，也会攻击健康的身体组织。

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能会死于自身免疫系统的饱和攻击。

社会治理中的危机防御体系也类似，攻守平衡殊难掌控。

人类为抗击疫情而做出的努力，特别是一些紧急状态下的管制措施，也有可能发展成一种类似于「细胞因子风暴」的过度反应，并给社会和经济造成超过疫情本身的伤害。

公共卫生是医疗体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具有更多公共品的特征，在传染病爆发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可能动用紧急状态法，对部分社会活动如贸易和出入境等事务进行管制。

很多国家也对防疫物资进行了价格管制。比如，法国卫生部长签发了《抗击新冠状病毒 Covid 19 传播的若干措施》，下令关闭酒吧、餐厅等公共聚集场所，禁止特定人数以上的室内集会，取消部分区域大型户外公共活动，意大利则限制人员流动，韩国限制口罩出口等。

某些管制在特定情况下是有必要的，但很多管制可能适得其反（如价格管制）。

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这次疫情后，将要把某些财产和服务置于市场之外，政府需要「取回控制权」。

这种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必将削弱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而这种声音在全球却有不少拥趸。

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只是医疗行业中的一小部分，而战时管制也不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社会治理，在疫情结束后，留存下来的管制措施，可能会给行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新冠疫情下，戴口罩的行人

图源：图虫创意

当下医疗行业的「公益性」如何？

各国医改的目标都是一个，那就是尽可能在医疗服务行业实现更高的效率与公平。在中国医改的语境中，这个目标被解读为「公益性」。

且主流意见认为：只有政府举办且高度垄断的公立医院体系，才能实现这种「公益性」，而这是缺乏依据的。因为垄断必然会降低（而不是提高）效率，并损害「公益性」。

「公益性」这个概念缺乏准确的定义。我将其定义为建设一个「高可及性」和「高效率」（或者称高性价比）的医疗服务，这也是所有行业都需要或已经具备的特征。

从可及性来看，经 过多年医改，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分级诊疗步履维艰，甚至在大型公立医院不断扩张的基础上，情况正在不断恶化。

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8 年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占总医疗人次的比例，从 63.9% 下降到 55.2%，而医院的诊疗人次占比则从 36.1% 增长到 44.8%。如此发展下去，只需再有十年左右，医院诊疗人数即将超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人数。

历年不同医疗机构诊疗人数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除了可及性，还需要考虑医疗服务的效率。一般来讲，高效率/高性价比的医疗服务，是指同等品质下的低成本与高产出。

多年以来，「看病难、看病贵」并无实质性缓解，医疗服务结构性短缺问题长期未得改善，医疗服务水平均质化不足，作为医疗服务市场要素之一的医生无法自由流动。

无论有关机构如何美化数据，医疗服务品质在事实上都难以满足广大患者不断提升的需求，群众就医体验和患者满意度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过程中都得不到应有的尊严，医患矛盾和冲突持续激化，医院暴力活动频发，一线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难以保障。

国内卫生费用年增长率长年远高于 GDP 增长率，而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在国家不断增加投入的情况下，虽然个人医疗支出比例在下降，但费用绝对值（个人医疗负担）快速增长。

历年来政府、社会（医保）、个人卫生支出比例

历年卫生费用年增长率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消费性支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外，公立医院利用医保报销使患者对医疗费用敏感度的下降来诱导住院，存在过度医疗情况，降低医疗服务效率。

这使百人住院率快速增长，全国平均每 5 个人就有一人住院。

OECD 统计数据库显示，多数发达国家的百人住院率都在持续下降，《柳叶刀》杂志刊发的《全球医疗耗费报告》也显示中国住院率高于全球平均值。

百人住院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多年来，我们的公立医院高速扩张，垄断地位逐年强化，过度医疗导致医保开支和民众医疗支出快速增长，对医保和财政资金以及居民医疗开支的浪费与日俱增。

以上现实和数据显示：医改多年后，中国医疗服务在可及性和效率这两方面的改善乏善可陈，「公益性」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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