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留观室出现空闲床位。

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这个冬天最多时挤了41张病床的留观室，如今只住着14位病人，而且多数是心脑血管疾病、肺部感染的老人，其中只有一位新冠阳性老人，入院40天，核酸检测结果仍未转阴，与他同期来的老人，除了故去的，都已康复出院。

　　事实上，近一个月以来，这间急诊室再没新增过一例新冠阳性病例，1月17日以后，曾一度被疯抢的一种新冠口服药再没新开过一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月8日公开的数据显示，全国在院新冠病毒感染者中，重症患者数量于1月5日达到峰值12.8万，随后持续下降，2月6日下降至0.2万；在院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数于1月4日达到每日峰值4273例，随后持续下降，2月6日下降至102例。

　　2月9日傍晚，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医生秦宇红溜达到留观室时，看见那位81岁的新冠阳性老人正坐在病床上吃刀削面，病情稳定，精神状态良好，已不再需要特别的治疗，但医生仍在监测他的病情变化。这一天，全国在院重症患者数量减少到424例。

　　“现在科里的那些病人，每个人病情我了如指掌，前面我都懵了，40多个（重症）病人，我哪儿能记住。”秦宇红说，他有一种“连滚带爬”过来的感觉，而现在，把身上的泥浆、尘土甩完，一身轻松，连人都胖了10斤。

　　暴风骤雨后，一个特别的春节

　　与那段搏命重症高峰的日子相比，2023年春节过后的急诊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输液室有空椅，抢救室有空床，呼吸机闲在一旁，临时搬来应急的氧气罐、监护仪早都撤走了，病人不再为排队三四个小时才能看上病而发愁、吵架，医生也不再为看不完的病人而焦虑、绝望。

　　2月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公开表示，“实施‘乙类乙管’措施以来，全国疫情日趋平稳，防控工作转段平稳有序。”此前的1月30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急诊现在完全恢复正常。”秦宇红告诉记者，急诊门诊量从最高峰时的600余位，回落到160余位，他不用再盯着办公桌上的那台电脑，为还有百余位病人在排队候诊而着急。

　　如今，在他的办公桌上，那台电脑常黑着屏，他甚至有时间坐下来回忆当实习医生时的种种趣事。2月9日下午，他的桌上多了一束鲜花和两件礼盒，那是下午医院开会时，他获得的，除此之外，还有掌声，以及急诊科拿到的医院年度优秀集体的荣誉。

　　“那是全科人共同的努力，不是我个人的。”秦宇红说，“听说上面给了一笔钱，要给我们发抗疫补贴，大家都很期待。”

　　只有医务部主任汤传昊心里清楚，那段时间，秦宇红数次落泪。“他都咳血了，也一直扛着，崩溃过几次。”汤传昊说，“要人没人，又实在看不过去那么多病人。”

　　汤传昊说，那时的医生就像电影《血战钢锯岭》里的军医，心里想着的是“多救一个是一个”，而顾不上自己是不是在透支生命。包括他自己，10余年的腰椎间盘突出老毛病那一阵子又犯了，有时疼得站不住，走路时要推着轮椅，只能吃止疼药缓解。

　　秦宇红再谈起那段经历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曾硝烟弥漫，现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跟3年前差不多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以下简称“仁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黄欢也告诉记者，不再筛查核酸，不再进行二级防护，不再要求消杀与隔离，医生已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可以踏踏实实地去救每一个病人。

　　急诊也不再像一个多月前那样，拥挤得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

　　“那个时候，有空间的地方都会给病人用。”黄欢说，为腾出更多空间，急诊将预检台、收费处搬到搭建在楼外的临时用房里，留观室最多时滞留过405个病人，平时极少安置病人的ATM机旁、消防楼梯口都挤满了病人和家属，连厕所门前也常被堵得水泄不通。

　　黄欢记得，他交接班时，一般会有10位内科医生在抢救大厅查房，仅他自己最多的一天就接过31本病卡。这样的工作量是史无前例的，昔日的常态是10余本病卡。“那时内心其实是有点崩溃的，觉得这工作没办法完成。”31个病人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病人病情也非常重，各种医疗资源也非常紧张。

　　急诊的输液架也是不够用的，有些日常用来挂毛巾的挂钩，粘贴在急诊室的墙壁上，用来挂吊瓶。类似的画面在2020年年初的武汉也曾出现过，不过是在一家医院发热门诊外的花坛旁，吊瓶挂在凋零的月季花枝丫上。

　　最艰难的时候，医院吸氧设备紧张，药店里吸氧枕头一度卖空，黄欢看到很多病人家属带着家庭制氧机来到急诊，医院提供电源，病人自己吸氧。

　　“这个真的是一场和病毒赛跑的战场，这个战场像野战医院的场面，从来没有看到过。”黄欢说。那时，他将这场战斗称之为“决战”，战事最吃紧时，急诊室的战友接二连三地倒下，又一位一位地迅速站起来，返岗继续战斗。他至今仍是科里极少数未感染新冠病毒的医生之一。

　　几乎同一时间，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也经历着类似的时刻，医生刘霖有一天破纪录地开出近80张住院证。她感染后一度边咳嗽边工作，嗓子也哑了，不少护士的嗓子也是哑的。刘霖说，“有一个年轻家属跑到外面，买了两个喇叭送给我们，不留名就走了。”

　　如今，那两个喇叭还存放在急诊，但已经用不着了。

　　“像是做了一场梦，但回想起来仍觉得后怕。”黄欢说。

　　急诊最困难时，黄欢有20余天没准点吃过午饭，通常是一顿早饭过后，连值8小时班，不吃不喝不尿。他没有时间是留给自己的。

　　“吃午饭要消耗半个小时以上。”黄欢告诉记者，“我们都不吃中饭，非常珍惜这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肯定要处置好几个病人，要处置好几个突发情况。”

　　1月14日，急诊留观的病人数量已从高峰降下来，黄欢终于在上午就看完手上的病人。“我跟同事说，我今天可以吃午饭了，说时感觉特别自豪。”

　　1月21日是农历腊月三十，急诊已经不再忙碌。黄欢照旧在值班，早上接班时，拿到12张病卡，等到下午，一些病人想方设法也要回家过年了，下班时，手上的病卡只剩4张。

　　“今年过年是史无前例的不忙。”黄欢说，那时疫情的高峰刚刚过去，前来支援的医护尚未离开，尽管没有休假，工作量比往年春节要少些，“是上班十几年来最舒服的一个年”。

　　大年三十这天中午，秦宇红订了两份大家平日最爱吃的鱼。傍晚，院领导给急诊室送来了包好的饺子。急诊室的病人数量那天也少得可怜，医护们甚至有时间在抢救区开玩笑，在工作区张贴“福”字，挂红灯笼。

　　这场疫情的“洪水”过后，秦宇红那天也发自内心感到高兴，给科室的新年红包也比往年大得多。“以前只发200元，今年发的是1000元的。”秦宇红说，他把拿到的几千元奖金全部都发掉了，接着，护士长、老大夫也开始发红包，微信群里下起了“红包雨”。

　　“这种气氛好几年没有了。我们这3年都被压抑着，如释重担。”秦宇红说。

　　医生刘霖3年来第一次结束了“非必要不离汉”的日子，到公婆家过了春节。80余岁的公婆在感染潮中平安度过。以前，每年回去公公都会拿出相机，把常不在身旁的儿女拢在一起，拍一张全家福。

　　这次，全家福在缺席3年后，终于补上了。

　　疫情渐退去，回归久违的忙碌

　　年后，重回急诊，刘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前不久还装得满满当当的科室，一下子空了许多。她又重新忙碌起来，但这种忙碌与年前的忙碌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跟它越来越熟了，心态还是不一样的。”刘霖说，“我们不要说把它消灭掉，（而是）去接受它。”

　　到2月1日，在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支援的医生全部撤离，回归自己的科室——耳鼻喉科、妇产科、口腔科、骨科等。同一天，仁济医院也正式解散了全体应急医疗队伍，所有医生回归正常工作。

　　感染潮退去后，在不少医院被征用的感染科、呼吸科临时病区，医生结束了“跨界服务”，撕掉带有“感染科病区”“呼吸科病区”字样的贴纸，让科室重回“骨伤科”“肛肠科”“儿科”“普外科”等。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陈柳青察觉到疫情在退去，是急诊不再打电话来送病人了。

　　去年12月，被临时征用的皮肤科病区收治了四五十位新冠病人，如今皮肤科恢复如常，被抽调支援的医护也回来了，拥有95年历史的皮肤科重现非常忙碌的状态，每天仅门诊量就达到3000余人次。

　　疫情之前，这家医院的皮肤科门诊量每年会有3万-5万人次的增长，2019年门诊量曾达到117万余人次，而疫情这3年门诊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最近，陈柳青明显感觉到，外地前来就诊的病人多了起来。

　　“疫情重时，我的病人以武汉的为主，疫情稳定一点，武汉周边的就会来，再稳定一点，湖北周边的就会来。”陈柳青说，“我有很多病人都是河南的，河南的病人来了，我就知道疫情差不多了。”

　　如今，她从来做激光治疗的人那里也能感受得到，疫情远去了。“求美的人多了，这也是一个风向标。”陈柳青说，“我们去年年中，推过一些惠民活动，实际上有很多人没有信心。”

　　年后，疫情平稳，她发现有需求激增的迹象，进入2月，激光美容的需求量比疫情前正常情况下还要多将近一倍，“平时大概五六十人，现在有八九十人”。

　　“院领导来我门诊时感慨说，皮肤科的高峰又回来了。”陈柳青告诉记者，“我还在开玩笑说，难道又嫌我们病人多吗？领导说，不嫌多，不嫌多。”过去，在疫情期间，门诊就诊人数多时，常难保证患者之间的候诊排队距离，陈柳青也会因此挨批评，“现在我不会被批评了，挺高兴的。”

　　高兴归高兴，陈柳青还是有点怕。“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她告诉记者，过去3年，她所在的科室“像是踩了刹车，如今要加油门了”。

　　重回忙碌后，她有一种被疫情松绑了，又被日常的忙碌绑上了的感觉。

　　“跟前两年比，主要是感觉到这种压抑的就医需求在年后的释放，会非常快。”医务处处长、重症医学科主任范学朋告诉记者，春节过后，医院很快就进入到一种新的忙碌状态。

　　立春之后的2月8日，原本张贴着“此门已封”的中医部大门重新打开了。

　　“原来一下地铁就可以直接进我们中医部。”范学朋说，“但是由于这3年发热门诊的建设，把中医部的门堵住了。”撕掉大门上的封条那天，医院特地举行了一个小型“开门”仪式，以示庆祝，不少医护人员那天都很开心。

　　与此同时，记者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多家医院了解到，不只是急诊，医院许多科室都在回归新冠疫情前的日常，就诊量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同期水平。

　　“现在忙碌程度没有原来那么高了，而且心情不一样了。毕竟原来我总会担心疫情的影响，现在对兼顾疫情防控与医疗业务发展更有底气了。”范学朋说。

　　反倒是各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最近有些冷清。在河北，一家二级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发热门诊“基本是一个停滞的状态”，就像3年前新冠疫情没来时一样。在北京，曾被征用为临时发热门诊的朝阳体育馆，重新变回羽毛球爱好者的领地。

　　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发热门诊，如今每天只有10余位患者前来就诊，门诊大厅里空荡荡的，医生和护士显得有些无聊，门外曾用于维持排队秩序的铁栅栏也被闲置在一旁。

　　感染潮来临时，这里最多的一天收治了200余位病人，感染潮过后的春节期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初一一整天都没一个人，初二只有一个人。”发热门诊主任荣义辉告诉记者，“我们也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荣义辉并没有在这个无比清闲的春节里闲下来。“我在加班写我的（专业）文章。”荣义辉说，“我妈说，‘你脑子有病，好不容易晚上半夜不给你打电话了，你又开始熬夜写论文。’”

　　不过，这里也有一些复苏的迹象，最近，前来就诊的病人中，“甲流”又如往年春节后一样，多了起来，只是没赶上往年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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