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是病人，同时也是公民，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人格尊严

　　●尽快堵住精神病院收治漏洞，遏制将利益冲突者送进精神病院、将精神病院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的行为

　　10月10日，时值第19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两个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报告揭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医学中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以及资源配置错误对公众的双重威胁。并寄送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期为正在进行中的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参考。

　　对话马力（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参与《精神卫生法》立法调研工作）

　　立法过程是形成共识的过程

　　新京报：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收到这份民间机构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会有明确回复吗？

　　马力：全国人大对来自社会的各项建议都很重视，尤其是立法建议，由专门部门整理成册，供立法时参考。至于能否回复，毕竟参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者较多，建言献策的材料也很多，一一给与采纳与否的回复难度较大。

　　新京报：《精神卫生法》一直被社会所关注，您怎么看待这种民间的呼声和期待？

　　马力：关于《精神卫生法》，世界上有3/4的国家已经立法，连非洲一些欠发达的国家59%也已立法。可以说，《精神卫生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精神卫生法》立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的讨论，也说明了制订这个法的迫切性。

　　新京报：您曾说过，精神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医疗问题，也是公共卫生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这么说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力：人的健康包括生理、精神、心理等社会适应性问题，精神卫生牵涉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乃至尊严，因此，《精神卫生法》立法更加关注国家、社会、个人的适应性等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很重视《精神卫生法》立法，早在1985年就起草了《精神卫生法》的草案。

　　新京报：到现在已经25年了，仍然没有出台？

　　马力：对，25年间10易其稿。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台，也说明了《精神卫生法》制订得艰难。而此次重新讨论和制订《精神卫生法》牵涉到很多理念的共识、制度的建设、机制的形成，既有部门间的协调，也有各利益集团间的博弈。

　　立法的过程是形成思路、体制、框架，研究存在问题，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和对策，逐渐形成共识的过程，最终将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则。

　　新京报：现在立法到什么程度？

　　马力：社会对《精神卫生法》立法非常关注，仅次于《食品安全法》。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精神卫生法》的紧迫性、重要性，下一步就是如何让《精神卫生法》更合理、更科学。目前全国人大已经把《精神卫生法》列入立法计划，连续几年搞专项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力争使这个法尽快出台。

　　“强制入院”是社会关注焦点

　　新京报：《精神卫生法》立法难点是什么？

　　马力：这个法的难点很多，有理论层面，也有实施层面，但目前社会上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精神病人的收治和出院。其实二者是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相应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实施的条件和程序，来解决目前精神病患者收治和出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新京报：目前在收治和出院制度上存在哪些问题？

　　马力：目前我国的精神病患者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慢性病患者，一类是急性病患者，现在所说的更多的是指急性和急性发作的精神病患者。

　　这些人又分为三部分，第一类是自愿入院患者，虽然有病，但思维清晰，自己愿意去治疗，占到20%；第二类是保护性强制性入院患者，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由单位、近亲属等承担，这个占到60%；第三类是保安性强制性入院的精神病患者，指那些已经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由公安部门强制收治，这个占到20%。

　　第一类没有太大争议，关键就是“强制性入院患者”，争议较大。

　　新京报：“争议”在哪里？

　　马力：精神病的发病机理很复杂，目前发现的就有3000多种原因，而现有医学诊断仪器和方法又比较简单，很难准确判断精神病的患病程度，很多指标靠人为观察和询问来判断，与医生医疗水平和从医经验有关，也就是说，对精神病人的判断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尤其是法律空白，监护人或监护单位或精神病院等相关群体、单位，一旦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或利益矛盾时，就会使“强制性病人”精神病患者在收治和出院环节出现漏洞。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