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直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医院也是艾滋病医疗歧视的受害者。”

　　◎民间组织建议，每个省市推荐1-3家三甲医院作为示范医院，解决艾滋病毒感染者就医难问题。

　　“未见典型卡波西肉瘤结构，疑为血管增生。”

　　拿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理报告，困扰了三个月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小钟却笑不出来。

　　摸摸像芦柴棒一样瘦小、满是瘀青的胳膊，这个26岁的小伙子说：“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明天醒来就好了。”

　　梦魇一次次在脑海中闪回：被多个医生赶出门诊，被疑似误诊有罕见肿瘤，被化疗三次奄奄一息……这一切，只因他是一个HIV(艾滋病毒)感染者。

　　在他身后，广东至少有4万多名HIV感染者，他们已经逐步进入发病高峰期。尽管国务院早在2006年初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1条就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但综合医院往往以“去定点医院”为由将其拒之门外。“看病难”、“手术难”，是他们共同的困境。

　　这也是社会的困境。帮助和救治每一个艾滋病人(艾滋病毒感染者)，让他们免于恐惧、隐瞒乃至报复社会，就是对每一个人最好的保护。

　　“我是不是很快就要死了？”

　　10月3日下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病房，小钟(化名)蜷缩在苍白的床单里，眼睛像窗外山雨欲来的天空一样灰暗。

　　斯文白净的小钟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在一家外企工作三年。

　　今年6月，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他持续发烧，在一家区级医院治疗，抽血查出HIV阳性。“医生吓得脸都青了，马上让我转到市八医院。”

　　对于感染原因，他不愿多回忆，只说是“一次没有保护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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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难

　　噩梦还在继续。不久，小钟的鼻翼、双脚、睾丸上长出一些小型青色肿块。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没有肿瘤科，只得请来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的医生会诊。

　　他被诊断为一种艾滋病并发疾病——卡波西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多中心性血管肿瘤，多由艾滋病或器官移植引起，病情进展快，治疗困难，死亡率高。不久前，广州市第八医院刚刚有一名HIV感染者因卡波西肉瘤去世。

　　医生开出了四个疗程的化疗方案，现在小钟已经完成了三个疗程。每天呕吐、眩晕、全身无力，体重下降了近30斤，血液里的CD4免疫细胞浓度只剩4个/微升，连正常人(500—1600个/微升)的1%都不到。但他觉得身上的肿块没有消失，又冒出来好几个。

　　他有点怀疑自己的病情，于是要求医生复诊，医生的回复只有一句话：“不用看了。四个疗程做完再说。”他决定先停止化疗，休息几天，让身体恢复到勉强可以下床行走，再去别的医院看看。

　　10月17日早上，在记者的陪同下，小钟在广州某大医院挂了个普通号。一进诊疗室，他刚说明自己是HIV阳性，医生马上拉起口罩，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然后把其他病人请了出去：“请去外面等一会，有‘特殊’病人。把门关上，完了再叫你们。”

　　把自己包裹妥当后，医生才转头对他说：“医护人员治疗艾滋病人需要特殊的保护。现在国家没有保护政策，我们治不了。请去艾滋病定点医院。”小钟央求说：“我没有要求治疗，只是请您帮忙诊断一下。”医生仍然无动于衷，开始叫后面的病号，把小钟赶了出去。

　　这样的场面，小钟已经习惯了。他说，自己已偷偷去过好几家医院，医德好一点的医生会帮忙看一下，给一些建议。很多医生一听说他是HIV感染者就直接拒诊。

　　无奈之下，小钟只好带上自己的活体标本，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0月19日，病理科诊断结果出来了：该样本不属于典型卡波西肉瘤，应该是血管增生，建议找皮肤科再看一下临床症状。皮肤科医生观察了小钟脚上的患处，认为病征与之前确诊为卡波西肉瘤的患者有明显差异。

　　这次检查结果，与之前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得到的病理检查结果一致。这意味着，他此前很可能是被误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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