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我国将尽快建立科学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50万名患者需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例左右。人体器官来源的不足，已成为制约人体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前赴人体器官捐献最多的广东，探究人体器官从捐献到移植的整个链条，探寻器官紧缺背后的器官移植发展瓶颈。

　　6月9日，佛山市一医院。

　　手术室里穿梭着不同的医生，有心脏科的，有肾病科的，有肝脏科的，还有从广州赶来的眼科医生。他们，都围绕着躺在手术台上的一个患者。

　　躺在手术台上的人叫钟腾瑜，45岁，广西融安人。6天前，45岁的他突发脑溢血而脑死亡，就再也没能醒来。

　　隔壁手术室，还躺着4个病人，4个被病魔困扰即将离世的人。

　　片刻的默哀后，钟腾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心脏、肝脏、两个肾，将分别移植到隔壁手术室的4个病人身上。

　　这天，死亡对于钟腾瑜来说，是“凤凰涅槃”般的蜕变。

　　捐献者的考量

　　叫声“妈”很难吗？

　　其实，钟腾瑜并不认识这4名需移植器官的患者，他的家人也不认识。尽管钟家人想知道捐献的器官救了谁，但却不能知道。

　　钟腾瑜脑溢血入院的第三天，就没有了自主呼吸，处于脑死亡状态。

　　器官捐赠协调员彭宣祥从禅城区中心医院得知消息后，随即见到了钟腾瑜的家人，在“捐献器官是为了延续别人生命”的倡导下，钟家人同意捐献。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签字办手续，并陪着钟腾瑜走完最后一程。

　　当钟腾瑜获得“生命延续”时，深圳龙岗中心医院病房的罗某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一个星期前，罗某因感情问题绝食自杀，当房东发现时他已奄奄一息，仅靠呼吸机维持最后的生命。从河北老家赶来的父亲纠结了：一边是毫无希望的救治，一边是每天不少于3000多元的医疗费。当他见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后，决定将儿子器官捐献，因为一旦捐献成功，余下的医疗费就不用自家承担了。

　　与罗某父亲不同，广东清远一位老人有着自己的考虑。不久前，老人22岁的女儿因车祸脑死亡，老人愿意捐献女儿的心脏救人，但有个要求，希望受益者必须是女孩，还要见上受益者一面，让受益者也叫她“妈妈”。无论怎样解释，老人始终理解不了：“我女儿的心脏都给了她，难道我们见见都不行吗？”

　　彭宣祥说，他有四种人不接受捐献器官。一是植物人，二是活体，三是死刑犯，四是三无人员。

　　高敏担心，“请把我的肾还给我”的一幕会在中国发生。

　　真实故事的隐喻

　　“请把肾还给我”

　　“请把我的肾还给我”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据高敏介绍，国外一个男人捐肾救了一个女人的性命，两人相爱结婚。后来感情破裂，两人闹离婚至法庭。男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要求“请把我的肾还给我”。

　“现在的无偿捐献和坦诚，并不代表永远。”高敏说，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一旦知道受益者是谁，不能保证将来会发生什么，到那时，两者如何面对？

　　真的会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任该医院院长。此前深圳11岁的小孩田干器官捐献救了5人，就是在这家医院移植完成的。

　　在该医院移植中心，46岁的秦某躺在病床上安养。他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等了两个多月才换上肝，在医院养身体等待期间就花了10多万元，而移植的肝花费了15万元。“我不知道肝是谁的，感激是肯定的，但并不想知道是谁的，无论怎样说，移植肝我花了不少钱，我付出了。”

　　另一位接受肾移植的患者刘某也如此认为。他说，“肾移植花了10多万了，医生只告诉我肾是一个20多岁年轻人的，别的都没有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随机调查的15名患者中，仅有一人愿见捐献者家属。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不愿见捐献者，并非是自己没有良知，而是自己花费了不菲的医疗费，怕见了捐献者家属，会遭遇过分要求。

　　协调员的角色

　　“医院与捐献者之间的润滑剂”

　　彭宣祥并不是医生，也不是家属，而是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佛山工作站的协调员，一名红十字会编外成员。他的出现，只不过是适应器官捐献必须委托第三方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来负责捐献组织工作。

　　广东目前有5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广州2人，深圳2人，再加上他。在全国，也仅有91位专职协调员。

　　44岁的彭宣祥，是湖北汉川人，原本只是深圳一位普通的农民工。至今，他称已劝导29人成功捐献器官，其中仅一人是深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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