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病例，类艾滋病的确专门袭击亚洲人

　　但谢奇璋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指出在所掌握的病例体内，CD4+T淋巴细胞数量与健康人相当，反倒是出现了具中和力的抗γ干扰素自体抗体。

　　大约在五六年前，他首次接触到这种病例。那位患者的淋巴结因发炎而变得肿大，经检查发现感染了非结核分枝杆菌。在经过一年的抗生素治疗后，这位感染者康复出院。

　　相比之下，阮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布朗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她的情景，这位皮肤暗黄的女人极为瘦弱，肌肉、骨骼以及皮肤上都有小规模的感染。 

　　“总之，她浑身上下都很不舒服。”布朗说，“当时她的病情已进入晚期，进行抗生素治疗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促使布朗下决心对这一病症展开研究。

　　她发现早在2004年，美国就已收到25例和阮金情况类似的病例报告。这些患者大多来自东亚地区。他们并没有感染HIV病毒，但有的感染了弥漫性非结核分枝杆菌，有的患了涉及具中和力的抗γ干扰素自体抗体的机会性感染。

　　5年后，她率领的团队获准就艾滋病病毒呈阴性的病人展开研究。研究刚刚开始的半年里，他们就搜集到100宗病例。这些病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感染，但是所感染的病菌，对正常的人体免疫系统来讲，都是可以抵御的。

　　布朗联合来自中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这一罕见的病症进行研究。在他们选取的203名受试者中，其中有97名出现类艾滋病症状的患者，他们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这些患者均来自亚洲，其中80余名来自泰国，10余名来自中国台湾，还有少数来自菲律宾、越南等国。

　　之所以选取亚洲病例样本，布朗解释说：“我们知道的不少病例报告来自亚洲地区，这些病人患有严重的感染，并且这些感染都与已知的免疫缺陷有关。”而在亚洲之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发现的12例病患，也全部是亚洲裔的黄种人。

　　因此，类艾滋病也得到一个专有的名称：亚洲新型免疫缺陷症。

　　“叫‘新型’还可以商量，但是叫‘亚洲’不行。”徐小元评价说，“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2000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出过‘特发性CD4+T淋巴细胞减少症’诊疗指南。之所以是世界卫生组织出这个指南，是因为该病在全球各地都有可能得，包括欧洲和非洲。”

　　李太生也觉得“亚洲人或黄种人易受该病毒攻击”的结论太武断：“因为并没有在亚洲之

外的国家和地区做免疫学、流行病学的研究和调查。”

　　参与研究的谢奇璋承认，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表示，说这种病症专门袭击黄种人或亚洲人“大概也是对的”，“在美国占一半以上白种人中，几乎没有发现过这样的病例，在美国本土看到的也只是亚洲裔。”

　　布朗也指出，绝大多数的成人始发的免疫缺陷症患者，都是生活在别处的亚洲人、或在亚洲出生的人。她认为是亚洲的遗传和环境中的一些因素共同诱发了该病，但并不确定具体是什么原因。

　　这种疾病能否被预防，以及怎样来预防，科学家也不知道

　　2012年9月11日，在卫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目前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有了相关检测技术的储备，尚未有诊断报告。邓海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特别指出，国内所谓的“阴性艾滋病，”和“成人始发的免疫缺陷症”有着本质不同。

　　不过，论文作者之一谢奇璋推测说：“在中国大陆，这种病例肯定是有的，并且应该也不少。”

　　北京协和医院李太生就见到过两例类似的病例。据谢奇璋分析，北京等地患病人数应该会比较少，南方特别是广东、福建一带可能比较多，“因为广东、福建和台湾比较类似，跟中南半岛的种族也比较接近”。 

　　布朗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曾经诊治的一个成人始发的免疫缺陷症患者就来自中国大陆。

　　所幸的是，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下，该病的死亡率可以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参与研究的台湾学者，除谢奇璋之外，还有台湾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感染科薛博仁医师，他们参与诊疗的十几例患者基本都已治愈。

　　此前，这类患者除了可能会出现持续发热、骨骼感染等症状之外，神经压迫症状(神经系统感染)和呼吸窘迫症状(肺部感染)也比较常见。因此，他们可能会被误诊为肺结核或肺炎。

　　除此之外，由于不晓得病因，不知道这种对抗伽马干扰素的抗体，也没有适当的抗生素进行治疗，类艾滋病一度导致很高的死亡率，甚至达到100%。即便是现在，如果病人本来已经出现神经感染，或者严重的内脏器官感染，仍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布朗说：“到目前为止，这种疾病能否被预防，以及怎样来预防，我们也不知道。”

　　这位拥有栗色长发的医生，颇为兴奋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说：“阮金的病情现在有所好转，并能享受到家庭之乐了。她和她的丈夫曾说，是布朗博士等医生拯救了她的生命。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意义深远。”(记者 宣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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