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越来越小

　　在受访的医学伦理专家看来，以未成年人为造血干细胞的供体支持手术，仍是一个不宜被提倡的方案。

　　青岛一家医院曾在2007年实施一例造血干细

胞移植手术，9岁男童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姐姐。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是当时“山东省最小的骨髓捐献者”。

　　事实上，这一临床纪录的诞生，压根就是一场挑战，甚至可以称作是某种程度上的“赌博”。 

　　主持这一手术的刘楠博士当时向媒体介绍，在实施这一手术前，他也非常担心，曾向自己的导师——干细胞移植专家曹履先教授请教，曹履先也建议慎重。

　　他们的担忧在于：一个9岁的孩子，能否承担起20岁姐姐所需要的造血干细胞——9岁的弟弟只有31公斤，31公斤的孩子要给55.8公斤的成年人采集干细胞需要进行三次，每次血液循环要在6000毫升左右，而其体内的血只有2400毫升左右；另外，抽取造血干细胞前打“动员针”时，“捐献者体内白细胞会上万倍增加，而孩子体积越小，所承受的压力就会越大，脾脏很可能撑不住而破裂，或者大出血。”

　　采集过程中，供者周身的血液足足在体外循环了6遍，但那些让人担忧的不测没有发生。手术成功后，当地媒体发文强调这位9岁的男孩“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为姐姐捐出骨髓，成为山东省年龄最小的骨髓捐献者”，但其中的煎熬或许只有刘楠一人心里知道。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液科主任毕可红也表示，虽然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以未成年人为供体采集造血干细胞，确有前述两个方面的未知风险。

　　该院去年7月曾成功实施一例以3岁儿童作为供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受助者是11岁的姐姐。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且迄今一年来的跟访发现，供者的健康状况并未出现任何异常，这让毕可红进一步确信，未成年人提供造血干细胞是安全的。但当初的紧张，毕可红仍不能忘，“到底行不行？包括伦理委员会的讨论在内前前后后讨论了很多次，谁也不敢打包票，只能一次次地强化方案预案。”

　　医院伦理委员会是医疗机构的重要学术机构，成员不仅包括主要领导、医学专家，往往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人士，主要负责移植等重特大手术以及药物试验的可行性论证等工作，以全方位的充分讨论对相关方案行使决定权或否决权。

　　在这一次伦理讨论上，首先讨论手术的适应性——手术是否必要，以未成年人为供体是否合法、合情、合理，有无替代方案，以及采集过程中的供体保护、健康影响。毕可红介绍，因为手术的必要性和技术方案都比较明确，多次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供体保护。

　　“只有把方案、预案做到最好。”在毕可红看来，当时的整体方案是缜密而完善的。“采集工作专门安排到了层流病房，同时充分评估可能出现的风险，配备了一系列必要的急救措施，包括备血等工作都考虑到了。”

　　后来，这名3岁的孩子被称为“省内年龄最小的造血干细胞供者”。但对于医生们而言，他们收获的并不是一个纪录，而是一系列的方案与预案经验。

　　一边是确定的危险

　　一边是未知的风险

　　相对的共识是，以未成年人作为移植手术中的供体，需要谨慎控制。

　　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会长周日光认为，此类手术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其风险的不确知与不可控。他的理由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其未来的路还很漫长，不应过多让他们承受未知的风险和可能的伤害。 

　　虽然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没有把“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移植”纳入其中管理，也即此类行为不适用该条例第八条“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但也有一些反对者指出，现行

《义务献血法》明确规定，献血志愿者的年龄应为“18岁-55岁”，而即便是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采集，也需要通过与成分血采集趋同的技术来完成，那么向未成年人采血是不是合适？

　　在没有完整的临床验证的情况下，周日光的观点是，类似手术的选择不宜提倡。

　　问题在于，一边是确定的危险，一边是未知的风险，假如杜绝了未知的风险，几近于彻底丧失了可能阻止确定的风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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