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可红就提到，比如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如果不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特定时间内的死亡率就会上升到80%左右；而如果进行移植手术，康复的几率便可达到80%左右。

　　生存与死亡的几率轮转，实际督促着相关家庭必须痛心抉择。

　　至于安全性问题，据黄宁介绍，采集造血干细胞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早已为业界共识。

　　据介绍，造血干细胞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正常情况下，人体各种细胞每天都在不断新陈代谢，进行着生成、衰老、死亡的循环往复，失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可刺激骨髓加速造血，1-2周内，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恢复到原来水平。

　　对于这一点，驻济三甲大医院的多位血液科专家均表示了认同。而相对于采集造血干细胞对健康的影响与否，法律学者冯烨更倾向于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争议，原因并不在于健康的考量，而在于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

　　假设一种极端的场景：身患白血病生命垂危的单身母亲甲，急需匹配的骨髓进行肝细胞移植。经查只有其九岁的独生女乙与其相匹配，且独生女乙极愿意捐献骨髓以救母——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因此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意思表示。”也就是说，甲为其唯一的法定代理人，须由甲代为表示该意思，方能成立民法上的赠予合同。但甲既为当事人，又为相对人之代理人，有只顾自己利益之虞，受法律限制。

　　这该怎么办？

　　冯烨的观点是，倘若一味以保护权利人权利为由，全面禁止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器官移植，则势必造成许多悲剧的发生。如此无视医学进步的需要，实为因噎废食，但如何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显然需要更多的保障与平衡。

　　“买不到”的骨髓

　　事实上，伴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类似的悖逆关系从来都不曾间断。而作为一种没有终点的良性循环，医学是一个连续、双向、开放的研究过程，这意味着它将更直接、更频繁地面对类似的发展之惑。 

　　作为中华骨髓库山东分库的专家委员会成员，黄宁也提到，类似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供体寻找，第一选择是直系亲属，第二选择是中华骨髓库、慈济骨髓库(台湾)等。在供体中只有未成年人合适时，则需要先向骨髓库寻找，再征求未成年人父母的意见。

　　亲体与否，配型成功的几率是悬殊的。一般而言，患者与兄弟姐妹配型成功率为1/4,与父母配型成功率是1/110,而从社会上找配型成功率为1/30万。

　　青岛那名9岁男孩要为姐姐献骨髓时，他的奶奶也曾哭喊着，宁可去“买”，也不能抽孙子的血。事实上，往往根本就“买不到”——当然，骨髓捐献是无偿的，不能买卖。

　　中华骨髓库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8月31日，其库容总计1496160人。其中，捐献造血干细胞人数总计2983例，而申请查询的患者人数总计26835人。考虑到目前我国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有400多万，加之每年新增患者数量，骨髓库的现有库容实际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有一线医生向记者抱怨，极端低下的配型成功率，常常令人倍感失望。尽管中华骨髓库在知识普及与体系建设中多有努力，但由于普通民众对“捐骨髓”仍普遍顾忌，低下的社会认知状态实际成为限制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最大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家庭成员遭遇不幸，能有兄弟姐妹提供生命之需，已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万幸。”上述一线医生坦言，眼下所有的伦理讨论，实际是缺乏相关法律规范所致。“《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明文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经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同意，可以捐献骨髓给近亲属’,这便没了争议。”

　　深圳的这一规定，也被医生视为采集造血干细胞对未成年人健康无害的另一种佐证。尽管，它只是一则地方法规。

　　在每一次的伦理讨论上，毕可红和同事都会从医学的角度阐述自己对手术的研判和筹备。在缺少法规规范的时候，这种医学科学和生命伦理的博弈让医生看上去就像刀尖上的舞者，当他们伸开双手寻求平衡，其实就是一架天然的天平——两端各是一条生命，医生和患者的前途与命运实际系于一体。

　　除此，已没有别的选择。(记者 石念军)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