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上南阳艾滋拆迁的消息时，我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跑着去报了题。4年前，当我还是一名深度记者时，曾赴河南驻马店汝南县，耗时近一月调查过2009年11月的艾滋拆迁事件，采访过数名当地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

　　至今，我仍保留着当年数万字的原始稿件及采访笔记、录音、村民提供的拆迁现场视频、受访者照片等。

　　我向报社提出回访当年的这起未能披露的艾滋拆迁事件。联系上当年的举报者，获悉当年受访的病人至少已有两人去世。这4年间他们怎样生活，是否再次参加艾滋拆迁事件，需要现在还活着的病人对我讲述。

　　我重新披挂上阵赶往南阳采访。没人比我更了解这起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其生活状态。

　　尹小枫

　　唯一同意使用真名的艾滋病人

　　尹小枫是当年前往汝南县西关村参与拆迁的艾滋病人之一，也是唯一同意记者使用真名见报并公开形象的艾滋病人。但待到稿件正式见报前2小时，我决定对他使用化名。

　　他在一次验血时被查出HIV阳性，这是他1990年代卖血后的“遗产”。

　　当年初见他，是在平舆县某村，他皮包骨头，裹着两件破旧军大衣，坐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接送村里赶集的村民，是他当时唯一的生计。

　　他拖着腿领我们走进他家的瓦房时，我被屋内的破败震惊了。那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从艳阳下走进屋子，眼睛适应了半分钟才看清里面就一堆砖头支着个床板，上面一堆看不出原色的烂棉被。

　　领着我们寻访艾滋病人的举报村民此前还颇有忌讳，但在进屋的一刹那，他们的嘴也瘪了起来，当时有人嘀咕了声“太惨了”。

　　尹小枫有个习惯，话语间隙会时不时深呼吸，从肺部挤出一声叹息。当时，他的儿子在河北打工。儿子走后，一场雨淋死了30多只无处可躲的兔子，剩下的兔子们饿慌了，把院子里白杨树脚的树皮啃来充饥，活了下来。那时他病着，根本没力气下床救兔子。

　　后来，这6只如小土狗一般大的兔子成了他的“朋友”，除了病友，他也没朋友。舍不得吃，也没人愿意买走，就一直养着。

　　他告诉我们，参加那起艾滋拆迁的理由很简单，他没力气干其他活。在现场作势走动了一下，连话都没多说几句。100块钱一天的佣金，能抵他一个月的低保。

　　艾滋病治疗虽然免费，艾滋病人享受低保，卫生部门近年也提供了百十元的补助，但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艾滋病人，也许这仅够基本口粮。

　　他后来的经历，是回访中从他儿子口中得知的。两年半前，儿子打工回来，翻新了房子，去年5月，儿子又带回了他从未谋面的儿媳和孙子，他抱着孙子乐得合不上嘴。

　　而一个月后，尹小枫实在受不了了，喘不上气，路也走不动，身上瘦得没肉了，自己喝了农药。他没被抢救过来，如今已化身村东头的一捧黄土。

　　尹小枫儿子手中捧着他父亲在厦门打工时照的照片，那时他留着寸头，面容精神身材健壮。他的儿媳至今也不知道公公是艾滋病人，因此，我决定为他化名，保留他这一生最后的秘密。

　　肖三

　　艾滋病拆迁队组织者未得善终

　　肖三是所有受访的艾滋病人里最真诚、最能说的一个，也是我寻访时最想找到的人，他是当年那起艾滋拆迁的分队组织者。

　　因为卖血，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因艾滋病去世，2007年，肖三老发烧，总好不了。他去检查，结果为HIV阳性。

　　“恨有啥用？恨谁呢？”肖三狠嘬了口烟，“当时要知道，我就掐死那个收血的。”

　　每袋400CC，50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驻马店的农民而言是不错的价格。村里的青壮年男女相约去血浆采集点卖血。

　　不化验，直接往床上一躺，扎针，抽血，共用一个针头。5、6个卖血者的血同时混在分浆机里面搅拌，分离出血浆后，再把红血球输回体内。一轮过后，不清洗分浆机。1994年，肖三总共去了三回，赚了150块钱。

　　查出患病后，朋友们瞬间消失，除了他的看门土狗。他新认识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是附近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还有一些“道上的”。

　　老幺既是病友，也是“道上的”。两人喝酒时认识，互留了手机号码。正是老幺给肖三介绍了汝南县西关村的那桩拆迁“生意”。肖三组织了邻近两村的共19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前往。

　　肖三说，他这样的人干不了重体力活，进厂当工人过不了体检关，做小生意没人敢买，做大生意又没资本。

　　“病人”们会偶尔在遇到类似替人收账，或助阵帮场需要人手的活儿。叫上几个病友走一趟，去赖账者家里默默坐着，也不动手。一般小账去5、6个病人，大一点的10来个。本地不够的话，上蔡县的艾滋病人多，“你要多少，就能拉来多少。”

　　当年坐着他的车离开村庄时，他兴致很高，主动告诉我们说新交了个女朋友，而且是没病的。我问他，戴套吗？全车人爆笑，他也抠着脑袋嘿嘿笑了起来。

　　那是我见过的他的最后一个笑容。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死了，但没人清楚具体的死因，传得最多是他是被车撞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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