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阴阳调治，医家根本：

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即可用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可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明确指出人的一切生理、病理现象的产生，均根源于阴阳的变化，奠定了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重要地位。

1、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在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阳化气（机能），阴成形（物质）。人体的生理机能有赖于人体的物质基础，反之人体阳气的活动又可催化阴精的生成。因此，人体的阴阳是一种互根互用并可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但如果阴阳不能相互为用而分离，人的生命运动也就停止了。所以，《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因此,在中医学的八纲辨证中,阴阳是辨别疾病性质的总的纲领。此正所谓：“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类经·阴阳类》说：“人之疾病，必有所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其本则一”。可见，证候虽然复杂多变，但总不外阴阳两大类，而诊病之要也必须先辨明阴阳属性，或阴阳平衡状态。然人之阴阳又以肾精为根本，故肾之阴阳是五脏六腑阴阳之根本。肾阴又称元阴、真阴，是人体阴液的根本，对各脏腑组织起着濡润、滋养的作用。肾阳又叫元阳、真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对各脏腑组织起着温煦、生化的作用。肾阴和肾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以维持人体生理上的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则形成肾的阴阳平衡失调而产生相应的症状。由此可见，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应注重阴阳的平衡，尤其应强调肾阴肾阳的平衡。

临床应诊，若非外邪彰然，当虑及肾之阴阳。常用生地、熟地、首乌、麦冬以养阴；用仙茅、仙灵脾、补骨脂、附子以补阳；用鹿角、山茱萸肉以填补精气。内伤杂证，肾精不足者，随证取舍，每可获效。

2、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

阴阳不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同时阴阳还有互根互用和相互转化的特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这一理论对临床处方用药影响深远。张景岳在此理论基础上得出了“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华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的经验，其所创左归丸、右归丸等对后世医家影响颇深。

临诊若遇阳气虚损而用补阳益气的附子、桂枝、黄芪、鹿角等药物时，应注意适当使用补益阴液的生地、熟地、白芍等，以使生化之源无穷。此法常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力衰竭、陈旧性心肌梗死、顽固性早搏、椎基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眩晕等。反之，病家表现为阴精亏损，在使用补阴填精的药物，如生地、熟地、首乌、枸杞子、麦冬、炙龟版，同时也应兼顾补益阳气的药物如附子、仙灵脾、菟丝子等，以使生升之源不竭，如中风后遗症之下肢萎软等。一味补阴或一味补阳，总有偏颇之嫌。

二、调气活血，百病乃安

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人的生命活动有赖于气的运动。《素问·宝命全角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而《素问·六节脏象论》又说：“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因此，中医学中的气包含了两层意义：一为物质，即水谷之气、呼吸之气等；二为生理功能，即脏腑之气、经络之气等。血是由脾胃水谷精微所化生，正如《灵枢·决气篇》所说：“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血由心所主，藏于肝，统于脾，循行于脉中，对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具有濡养作用，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因此，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有赖于气血的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濡养作用；而气血之间在生理上也相互影响，气为阳，血属阴，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而血则载气，使气不得涣散而能发挥其生理功能。

作为人体的一种精微物质,气的活动能力很强,它不断的运动,周流全身,无处不到。而不同的气有其不同的运动形式。但“升降出入”是气运动的基本形式。《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又说：“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指出了人体各个脏器都有升降出入的活动，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各个脏器的气机升降出入活动，进一步协调了脏器之间的关系，使人体处于平衡的生理状态。如肺主呼气，肾主纳气；心火下降，肾水升腾等等。血液循行于脉中，流布全身，环周不休，运行不止，以供给机体各个脏腑器官组织的需要。而血液的正常循行，是各个脏器共同作用的结果。心主血脉，肺朝百脉，肝藏血，脾统血。四脏器共同协调作用，以确保血液在脉管中的正常运行。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气血的运行和相互生化是相对平衡的。而一旦气的运行阻滞，或血的循行失常，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导致疾病的产生。《素问·举痛论》说：“余知百病生于气也...”。张景岳则进一步解释说：“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而至，姑百病皆生于气。”《素问·调经论》又说：“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说明各代医家均十分强调气血在人体发病中的重要地位。

根据以上古训，结合临床应诊经验，发现气血为病最为常见。或因外邪侵入、饮食劳倦，或为情志不畅，或由先天不足，而致气滞、气逆、气陷、气虚等证；进而影响到血液的正常运行，产生血不循经而出血，血行不畅而血瘀，生化不足而血虚等病变。三因致病，往往气先受之，进而影响到血液的正常循行。所以，新病之人，或理气、降气、升气，或补气、益气。常用枳壳、香附、延胡索、川楝子等理气；以旋覆花、代赭石、牛膝等降气；用柴胡、升麻升气；用黄芪、党参、炙甘草等补气；上述方法，有时兼而用之，以达调气之目的。如遇久病之人，或因失治，或因误治，其病必已侵入血液，致使血液泣而不行，姑常在调气之外，还用当归、川芎、丹参、桃仁、 红花等活血化瘀，如病久入络，则加用全蝎、蜈蚣等虫类药物。针对久疾顽症，调气活血合用，至为重要。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平和”。此法运用于多种疑难顽症，常获良效。

三、不拘一格，兼顾各家

自《黄帝内经》而下，名医辈出，先有“医圣”张仲景着《伤寒杂病论》，经中所书方药，常有奇效。后代医家则有唐代孙思邈、金元四大家、明代张景岳、清代叶天士、王清任等名家，在中医学的发展长河中，颇多建树，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历代医家在《黄帝内经》理论的指导下，遵从“医圣”张仲景的辨证论治学说，并结合当时的疾病发生情况，不断发扬拓展中医理论，且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纠正医学时弊的需要，尽加发挥，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奇效良方。

“医圣”张仲景根据当时疫病流行的情况，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六经辨证，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为后代医家所推崇。在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根据当时热性病流行的特点和滥用温燥的医风，极力倡导“火热论”，提出了降心火、益肾水为主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被后世称为“寒凉派”；而张从正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观点和当时食补成风的时尚，认为六淫外邪、饮食邪气最易致人于病，一旦致病，则应遵从《伤寒论》的汗、吐、下三法，将外邪驱除出体外，因而成为“攻下派”的代表人物；李杲在其所著《脾胃论》主张以补脾胃为要，而成为“补土派”的代表；朱丹溪在刘完素、李杲的理论基础上，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临床处方用药主张“滋阴降火”，被后世称为“滋阴派”。清代医家，面对不断流行的传染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创立了“温病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叶天士著有《温热论》，提出了温病治疗当以卫、气、营、血辨治。同时，他的久病入络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代的另一位中医名家王清任在其所著的《医林改错》中，不仅修订了前人的一些解剖认识上的错误，而且根据自己对气血理论的理解和其丰富的就诊经验，创用了一系列活血祛瘀的方剂，如三大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名方，对现代医家具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历代医家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医学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尤其到了现代，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已被慢性内伤杂病所取代。因此，过分拘泥于古代先圣之一人一法，已难于取效。而当不拘一格，灵活遣方。如风湿性心脏病出现心力衰竭，则当辨为肾阳衰微，水气内停，治疗应选用真武汤。然而，此为久病，气分病变必已累及血分，而致血行不畅，加用王清任之血府逐瘀汤可兼顾气血，提高疗效。同时，遵循张景岳的理论，在温阳利水之时，适当选用补阴药物，以使生化之源充足。如此遣方用药，不仅可以获得满意疗效，而且顾及了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为取得长期疗效打下了基础。临床应用，也颇多效验。类似经验不胜枚举，因而认为，临诊遣方当不拘一格，兼顾各家，以取得最佳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