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湿热应从三焦分利

杨春波认为湿热产生于中焦脾胃，在五脏六腑系统中，与湿息息相关的只有脾胃，湿热之邪虽产生于中焦，但是可以上蒸而扰窍而出现目糊、耳鸣诸症，如东垣之益气聪明汤证，可以上蒸扰神而出现首如裹，头昏蒙，如清代程国彭的《医学心悟》中，半夏白术天麻汤证，可以上蒸熏肺而出现咳嗽咳痰气喘气促，如吴鞠通的上焦宣痹汤证等；也可以下注大肠，引起大便黏腻、排便不爽，如吴鞠通的宣清导浊汤证；下注膀胱引起尿频、尿急、尿痛以及下注外阴引起的股癣、阴癣，女子带下等，如局方之八正散、四妙散之类证。杨春波认为治疗湿热应该区别湿热在上焦、中焦、下焦，在其上者，因而越之，上焦如羽，选用清热透湿为主，兼以芳香开窍，如薛生白上焦方之藿香叶、薄荷叶、鲜稻叶、鲜荷叶、枇杷叶、佩兰叶等；在其中者，畅而达之，治中焦如衡，当以清热化湿为主，兼以调平寒热润燥，如半夏、厚朴、草果、槟榔、黄芩、黄连、藿香、佩兰等；而湿热下注下焦，则需引而竭之，下焦如权，以清热利湿为主，兼以通下泻浊，如黄柏、薏苡仁、扁蓄、通草、槟榔、大黄、蚕砂等；除以上所述三焦分治之外，一方之中亦有三焦或两焦共治者，如《湿热病篇》第9条，脘中微闷，知饥不食，乃湿邪蒙扰上焦；第10条，汗出，胸痞，口渴舌白，为湿伏中焦，在处方中也是上中二焦同治的。另外，对于湿热之邪，弥漫三焦者，一方之中又有上中下三焦同治，如三仁汤，或一方之中，清、化、燥、渗诸法同用者，如杨春波之经验方清化饮（茵陈、白扁豆、黄连、白豆蔻、薏苡仁、佩兰）。

化湿热须佐调气舒络

杨春波在总结湿热病的致病特点时，认为湿热可以滞气阻络。正是认识到调气舒络在湿热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临证处方中，除了衡量热重、湿重外，杨春波还特别注意配方中气药、血药的搭配及用量，无气之湿为一滩死水，古潭不波，难以撼动，而在行气药基础上，加入一点血络药物，瘀散则气畅，郁除则热退，有画龙点睛、锦上添花之妙。

除湿热当辨寒化热化

《医宗金鉴》言：“人感受邪气虽一，因其形藏不同，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对于湿热为病，多从寒热从化，如薛生白在《湿热病篇》首条注文中即言：“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属太阴。”也就是说患者身体盛壮，阳明火盛，则湿热易从热化，而出现口干、口苦、苔黄、便秘，甚至壮热烦渴，临证中杨春波或用黄连苦寒直折，或用石膏、公英甘寒清热。若从寒化，临证时杨春波常加白扁豆、炒白术、白豆蔻、益智仁等温中除湿之品，温而不燥，补而不滞，寓泻于补，标本兼治。

清湿热尤恐耗气伤津

清热化湿法是治疗脾胃湿热证最常见的方法，临证时因为部位及邪热偏重有所不同，如湿在上者，常伍芳香去浊之品，如藿香、佩兰、苏叶、草果，而芳香之药本性香燥，易伤阴耗气；湿在中焦者，常伍苦寒燥湿之品，如黄芩、黄连、连翘、栀子、苦参、龙胆草等，苦寒药清热同时，易化燥伤阴；中焦湿热亦有用温中燥湿者，如半夏、干姜等，而温燥之药本身极易损津伤液；而湿热蕴结下焦者，常伍淡渗利湿之品，如茯苓、泽泻、薏苡仁、扁蓄、土茯苓、车前等，然淡渗之药，利水化湿伤阴。对于湿重阻滞，口干苔厚不欲饮者，杨春波常用利湿生津之品，如芦根、天花粉等；而对于阴津已伤、津液已耗者，佐用石斛、玉竹、沙参等养阴清补之品，少用熟地、天冬、山萸肉、龟板、鳖甲等滋腻厚重之药。

防湿热则宜补气健脾

《素问·评热病论》中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对于脾胃湿热的产生，脾胃虚弱是内在病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膏梁厚味，斛酒饮料，烧烤辛辣，加之西方之热煎油炸、生食冰饮等因素，极大的损伤了脾胃功能，脾虚则湿聚，胃伤则热积，脾胃损伤，则湿热内生，故而预防湿热的产生主要在于饮食的节制，即未病先防须从饮食入手。而对于罹患湿热病症的患者，在治疗后期当湿热解除后，应善后巩固，愈后防复，则当以扶正健脾为主，脾盛而湿不生。（骆云丰 任彦 柯晓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陈锦团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