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为我们勾画了中医现代化十分诱人的前景。他在1980年8月3日给原卫生部曾经主管中医药工作的中医司司长吕炳奎老先生的信中反复强调：“医学的前途在于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道路”，“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钱老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说道：“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用本文所提出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一个核心、八个基础，去总结阐述传统的中医理论”。他又说：“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是别有一番天地的事情吧？更何况这步工作将导致中医现代化，而中医现代化，按袁鸿寿教授的意见，是医学科学的革命；而医学科学的革命很可能不限于医学，是科学革命。这个前景不是更诱人的吗？”

应当说，钱老所提出和倡导的人体科学研究、中医现代化以及对中医、气功、特导功能的研究，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科学贡献，充分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追求真理的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期间，以近代医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我们既没见到钱老所期待的中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总结阐述，也没见到中医现代化的诱人前景，更没见到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所说的所谓“中医现代化”如何导致了“医学科学革命”以至最后发生了“科学革命”。兴许还有待于时日，或许这项研究为李某人的什么“轮子功”所累，而暂时偃旗息鼓了。

不过，著名的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史家蒂文·夏平在其近年所出版的《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一书中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以“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科学革命这回事”开启全篇。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悖论式的语句，表达了作者对“科学革命”从根本上的否认。作者所谈的虽然是16、17世纪的事，但对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由中医理论、气功、特异功能引发的“中医现代化”所期待产生的所谓“医学科学革命”和“科学革命”也许同样适用吧。

钱老对中医虽说是“半通”，但他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 ”，中医是“经验”，是“知识”，以及对“中医的本质”的认识都是非常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揭示了中医的“本来面目”。但是，在钱老看来中医理论“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所谓“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即其不同于恩格斯所批判的一般意义的“自然哲学”，一般意义的“自然哲学”，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迟早必然会被科学所淘汰和替代，而“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在钱老看来，其孕育着未来意义的科学。钱老说了，中医理论脱离“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就会变成一部唯象科学，实现中医现代化。

而事实上人们都知道真要将古老的中医理论与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混沌、分形、超循环论等等现代科学联系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的所谓“中医现代化”会导致“医学科学革命”以致发生“科学革命”似乎是或者至少目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无论用什么理由去拔髙或者套用现代科学理论去修饰中医理论，都无法改变其为科学前期古代的思想理论，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疾病的蒙昧认识，是人类早期医学的原始技能之一。

“解剖——还原——再解剖”，“分析——综合——再分析”，“实践——认识——再实践”，“观察——假说——验证”这些不断认识物质世界，探索自然奥妙的科学方法是一套获取科学知识、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连贯的、普遍的、有效的、最基本的、超越时空的科学实验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人们对自然的“拷问”，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以实证为基础，以科学为依据，已被世人运用得非常成功，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断地造福于人类。虽然也有其局限性，然而，由于科学体制本身具有完善的纠错机制，科学实验方法仍然可以成为最可靠的知识体系。因此，时至今日尚不可能替代，更无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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