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破界限，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走出一条中国医学文化新道路

　　在“中西医结合”、“团结中西医”指导方针的引导下，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在医疗界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

　　关于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重要性，刘少奇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广大人民的健康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利于祖国医学、现代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相互结合，取长补短，不断创新，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学，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1959年4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主要内容包括：中医西医均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中央卫生部应设立中医、中药的研究机构，用科学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医疗方法及中国药物；各地卫生机构应动员经过进修与训练的中医参加预防工作，各地县以下的卫生机构并得吸收经过进修与训练的中医参加诊疗工作，使中西医在实际工作中互相学习，以收取长补短之效；对于私人开办中医学校（或带徒弟），可不加限制，但这些学校课程中应加基础的医药科学课目；全国各地得根据需要和可能成立医药界联合会或医药界座谈会，作为中西医的共同组织；在省级以上的卫生行政机构中，根据需要可设立处理中医事务的机构，担任关于中医的登记、团结、进修、训练等事宜。

　　关于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问题，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积极倡导，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互相学习的中心环节首先应该是西医学习中医。他认为，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1954年，毛泽东发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具体措施。例如，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1956年3月，刘少奇在听取卫生部工作汇报时感慨地说：“中西医互相都不懂，盲目反对就好似自己人打自己人。目前不要互相批评。要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的运动，在全国应组织三千名青年医师在职学习中医。”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再次谈到“西医学习中医”的问题。他指出：“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还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

　　毛泽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视，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之中。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该班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并预言“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据统计，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一些高中级医药院校出现了一批认真学习中医的积极分子，并已有一些一流的西医专家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着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关于中医学习西医，李德全在1950年2月卫生部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号召广大中医要抛弃成见，接受新的东西，学习科学知识，利用科学方法；并与西医合作，努力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忠实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在1951年6月也曾指出：中医有一些办法原来就是不好的，特别是由阴阳和金、木、水、火、土所说明的一些理论，绝大部分是无根据的，而西医的理论则大部分是科学的，因此他主张要“使中医逐步学习一些近代医学知识，……用西医来改造和提高中医”。他还认为“没有西医的帮助，中医就不能改造与提高，祖国的这部分遗产也就不能发扬光大，行之长久”。1959年11月，刘少奇还说到“传统的中医药学要与近现代科学相结合，才能得到发展”。

　　在当时，中医学习西医的主要途径就是举办各类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例如，1950年7月，吉林省长春市立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创办，至1951年12月，共招收了两期、167名中医进修，除开设针灸学、中药学和方剂学三门中医学课程外，进修学校主要开设了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等大量的西医课程。到1951年底，各地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共建立中医进修学校17处，不同名称的中医进修班101处，1953年发展为中医进修学校27处，中医进修班131处。可以说，开展中医向西医学习的活动对提高广大中医的政治思想认识、促进中西医之间的团结、促使广大中医行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整理中医典籍，采集民间药方，发掘中医宝藏

　　毛泽东十分重视有代表性的中医典籍的整理工作，他还希望知名老中医能够将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传授下来，并严肃地指出，如果做不好这方面的工作，将是我们的罪过。他还和老中医刘惠民讨论过组织有学问的老中医，有计划重点地将某些有用的中医典籍从古文译成现代文。为此，中国中医研究院一成立就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并编写中医教材9种。在此基础上，1960年，卫生部组织北京、上海、广州等5所中医学院，又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等。1958年2月，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的通知后，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对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进行了整理、总结、研究工作。为了切实整理民间秘方、验方和认真推广应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采集民间药方，发掘中医宝藏》的社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大量的秘方、验方、单方。例如，河北省为配合1958年在保定召开的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特在保定市举办了“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共展出实物1388件，祖传秘方、验方163754个，著作73部。此外，各地还抓了对中医各科民间疗法的发掘、继承与研究工作。为继承和研究平乐郭氏正骨术，1956年后陆续成立了正骨医院、正骨学院和研究所，有近500名医务工作者从事科研、诊疗工作，还编写出《郭氏正骨学》等专著。　　

　　（五）产需结合，教研结合，加强中药的科学研发与中药学教育

　　中药是中医师治疗疾病的主要药物，中药学亦是祖国医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十分重视中药的生产经营、科学研发与传统中药学知识的发掘整理。1950～1954年，药材的收购和批发，私营商业起主要作用，国营商业只有土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参与，国家对中药的产销经营缺乏统一领导与管理，中药材生产恢复比较慢，供不应求的状况逐渐突出，已不适应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现状，1954年，中财委批转了中央商业部党组和全国供销社党组《关于中药材经营问题的报告》，决定成立中国药材公司，加强中药经营，统一中药的领导与管理，有重点地设立中药制药厂，试办中药的加工、提炼和改进剂型的工作。为了便于协调工作，国家还成立了中药管理委员会，由卫生部负主要责任。1955年3月，商业部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从此结束了中药材分散经营和私营商业起主要作用的局面。

　　药材公司成立不久，就抓住了中药经营的基础——中药材生产。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中药材生产，1956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17条提出，“发展药材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材，并且根据可能条件，逐步进行人工栽培。”1958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并逐步将中药材生产纳入国家计划指导的轨道，改变了千百年来中药材盲目生产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建立中药工业体系，逐渐改变了中成药传统的前店后场的生产形式，将店场分开，集中组建药厂。1955年以后，建厂工作进一步广泛展开，部分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中成药加工厂和饮片切制厂。

　　在中药科学研究与教育方面，国家先后建立了一批中药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在本草学，中药栽培及饲养，中药鉴定，中药方剂，中成药新品种等方面的研究得了较大的成绩。同时，国家还在中医学院中普遍开设了中药系或中药专业。

　　结语

　　在医疗卫生条件还不是很发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成效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最终得实惠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几乎全部是由中医来进行疾病预防和诊治的，城市约占一半。使用中药治病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又如，1954年新华社曾报道，四川省自贡、长寿等36个县市组织的779个巡回医疗组中，中医占总人数的85%以上。他们深入偏远山村为农民治病，仅仪陇、洪雅等17个县的200多个农村巡回医疗组在约两个月内治疗的病人就达3万多名。可以说，中医在预防接种、医疗预防、妇幼卫生、防汛救灾等方方面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说明中医药并不是走向灭亡的封建事物，只要辩证对待、科学利用，完全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也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制定的中医药政策及措施，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情，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回溯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歧视和排挤，再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前十年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程，新旧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能够从保护人民健康的角度出发，辩证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虽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及时纠正一些卫生行政部门走过的弯路，制定科学、长远的中医药政策，系统地构建起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并使中医药事业能够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形成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加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医学文化的诞生，稳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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