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川教授作为一位中医学理论家为大家所熟知，但他对中医临床诊疗实践也深有研究。比如在临床传承教学中，他依据自己扎实的文献功底，常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5］。如从“同方异证”的学术角度研究仲景五苓散应用，分析对比了《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千金要方》和仲景原书的治证，指出“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他说，五苓散在《医宗金鉴》治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 一治消渴，水入则消”; 在《医方集解》“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吐泄泻，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霍乱吐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是取其利水渗湿之功; 而仲景书却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 《千金要方》中五苓散“主时行热病，但狂言烦躁不安，精采( 目光) 语言不与人主相当者……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水，汗出即愈”，其取效之由，亦是“发汗”; 而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一章中“若得伤寒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气言语与人不相主，当勿以火迫，但以五苓散三二钱服之，可与新汲水一升或一升半可至二升，强之，指刺喉中吐之，随手便愈”，取效则由于涌吐。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而《外台秘要方》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药物与五苓散相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更是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然不同，这决不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

再如肾气丸，《金匮要略》既有以之利小便的，也有用之治小便反多的，如“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妇人病……转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这里“虚劳腰痛”“转胞”与“男子消渴”病种不同，“小便不利”“不得溺”与“小便反多”症状表现亦恰好相反。肾气丸的现代研究报告，则有治高血压、前列腺肥大、慢性肾炎、白内障、性神经衰弱、脑出血后遗症、糖尿病的不同; 动物实验有说降血糖的，也有说血糖升高的。王老依据上述分析进一步提出在理论上“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可见，王老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谙熟临床应用，教导我们后学之辈，不能一叶障目，要博览群书，才能用好古方。启发大家应用和研究时如何把握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3． 2 强调实践、不离理论

王玉川教授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从不忽视临床，尝言: “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这些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别的手段。”在平时他也是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常总结临床经验，将之提高，上升为理论，而后再应用于临床，每每取得良效。比如他提出，中医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6 － 7］。为此，他举“耆婆丸”和“芫花散”加以说明。“耆婆丸”方后所列主治病证有20 余条，并说“服药不过3 剂，万病悉除”; “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 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在“芫花散”方后注云: 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3 纪( 12 年为1 纪) 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孙氏对该方赞赏有加，说“然比行之，极有神验……至于救急，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孙氏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 年，仍无法解释其方组成原理，临床应用又取得神奇的效验，使其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迫切心情。可见突破方证相对的束缚，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大有好处。他还举例说: 《千金要方·卷九上》治伤寒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喘的麻黄汤，与同书卷二十五的还魂汤，都是由麻黄、桂心、杏仁、甘草4 味药物组成，方名虽异而用药则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方剂。然而，还魂汤的主治“卒感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色、无复觉或已死绞、口噤不开”，与伤寒无汗的表实证毫无共同之处，其病因病机亦截然不同。何以能用药物组成完全相同的方剂来治疗? 《肘后方》“疗少年气盛，面生( 皮干) ( 百包) 方”，与《和剂局方》主治“感冒风邪，鼻塞声重，语音不出，或伤风伤冷，头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满气短”的三拗汤，都是用麻黄、杏仁、甘草3味药物组成，何以主治证如此迥别? 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所说，把它视作润下剂，说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宋代名医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严用和，把它列在“水肿门”中，并说: “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 “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针对这些方剂组成用量皆相同，而作用迥异，试之临床，又皆有大效的记载，王老认为其取效之机理，决非方证相对所能解释。为此，他结合自己临床应用验证，批评目前对古代方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视而不见，批评把单味方治多种病症视作江湖医生的伎俩的看法，提醒应该重视单味方的疗效，即民间“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他认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最后搞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还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更有意义，更能做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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