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为佳，研究员。早年从事生物物理学研究，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1987 ~2004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事教育管理工作；2004~2011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事人事人才管理工作；2011年至今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分管文化、宣传等工作。

　　就思维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与哲学、科学虽不能绝对等同，但都是认识宇宙万物的有益补充。作为学人而言，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之精神以及哲学会通之思维，在认真研习的前提下兼取各自思维之优势所在。我们坚信，随着西学东渐、东学西渐，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与哲学、科学无论是思维抑或方法势必会交叉融合，进一步开阔人类认识生命和解读生命的思维，以向着更加真实的方向迁移。

　　读张东荪先生《科学与哲学》一书，发现放眼西学，无论是科学抑或哲学、宗教，他们之间都有过激烈的冲突，科学一度似乎占据上风，无所不能。最终科学经历了从内容到方法上的变迁，其中心逐渐趋向哲学。不仅承认了哲学的独存，而且在思维态度方面也有取哲学思维之趋向，这种趋同值得我们反思。个人认为，哲学之所以能自豪地称自己为科学的基础甚至是科学的母亲，不在于方法上的优势，而在于思维态度的不同，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科学与哲学非常关键。

　　能称之为“学”者必然有不同于他“学”之思维，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医原创思维，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属性，与哲学思维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医思维的特性

　　谈到思维似乎只有哲学与科学方为正统，西方人罕有承认中国人有自己的哲学，中国人则习惯将自己的思维核心称之为诸子百家或一源三流。那么，植根于这些思维的中医思维，有哪些特性呢？

　　意象思维

　　自伏羲一画开天地，意象思维就成为主导国人思维的核心。该思维是透过现象表面探索其内涵本体的一种思维，也可称之为形象思维。

　　《康熙字典》：“意不可见而象，因言以会意也。”意体现一种具象或抽象概括的思维领悟内涵。象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易》以“象”为最基本观念。《易传·系辞》：“在天成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此处之象为日月星辰之天象，也即上古时代之观象授时之历法。《易传·系辞》：“《易》也者象也”，“见乃谓之象。”进一步说明象有事实和现象之意，包括客观事实和经验事实，后者多指主体抽象、理解判断、意念想象，如意象、卦象、法相、藏象、脉象等。

　　《老子》等著作也在讨论“象”和“意象”。《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先民运用立竿测日影的方法，开创并逐渐完善了我国的历法科学，自然，观察性方法也就成为了先民理解宇宙及万事万物的主要方法。追溯观察性方法的思维模式源头，自然不脱《易传·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现象著名莫大乎日月” 所建立的“立象以尽意”思维定式。《庄子·天道》“语之所贵者，意也”明确将意象擢升到思维领悟的层面。以意立象，立象尽意的意象思维一直主导着中国先民的思维，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也是对意象思维和观察性方法的一种诠释。

　　中医药之意象思维，以象开端，从训诂学而言，象本身就有开始入口之意。如《周礼·大宰》“正月之吉，县治象之法于象魏”。《疏》：“周公谓之象魏，雉門之外，两观阙高魏魏然也。象魏，门阙也。”王冰：“象者可阅也。”一切生命及健康表现与外可见或可感知的物象资料及生理、病理现象自然也就是中医学观察研究的开端。《寓意草》：“医者意也……《内经》所谓微妙在意者也。医孰无意？”《续医说》：“医者理也，理者意也，何稽乎？理言治，意言识，得理与意，料理于未见曰医。”医者意也，医者理也，突出体现了医者个人对病象的观察、分析、论理的思维能力。这与张东荪先生所言“哲学大部分是由于论理的进路而取得结论”颇为相似。

　　如果说宋以前的医学体现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悟性，宋以后的社会由于理学的兴盛，主张“格物穷理”和“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亦即强调对规律性的认识。受其影响，医家由重视个人的主观悟性转向凸显理性思维的方向，把“医者意也”的主观悟性思维认识层次，提升到理性思维的认识层次上。

　　求本

　　对本体的探索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对本体问题的探求和思索，远可及《易经》与“河图”、“洛书”，我们说太极八卦是人类最早的哲学，就在于它完成了将宇宙万物纷繁复杂的整合。后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代表就本体论的问题展开了较为集中的讨论，反映了其各自文化基型。如《易》称之为“太极”，老子称道为“无极”、“大”，孔儒称之为“仁”、“义”，佛家称之为“真如”、“妙如”。

　　与古代西方哲学之原子论不同，中国古代倡导的是元气或精气论。即万物都是由元气或精气组成的，元气或者精气聚合则有；分开即无。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元气和精气这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易》所言“太极”，老庄所言“道”、“无极”，“精气”、“大一”、“小一”，反映了中国先民对本体原始和终极性问题不断反思的态度，追求本体的过程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疑存的过程。 

　　中医学之任务重在探讨生命或疾病的起源。作为黄老之学代表作的《黄帝内经》延续了《老子》“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揭示出“道”的三个层次和三种存在形式：“自然之道”是最高层次，即“阴阳”、“变化”之道；“天地之道”为中间层次，揭示自然之道之“阴阳”、“变化”在时间、空间之中的反映；“人道”或“王道”是为最低层，是自然之道之“阴阳”、“变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

　　可以说中医学从根本上是讨论“王道”或“人道”之学，也即研究人本或病本之学。

　　何谓人本？《素问·金匮真言论》:“夫精者,身之本也。”《灵枢·本神》：“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决气》：“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延续了黄老之学的核心思维，认为精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治病必求于本。”一语道破医学之旨归，那就是求本。那又何谓病本呢？《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提出了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机者事物变化之所由。《列子·天瑞》：“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机者,群有之始。”可见病机研究的是起源的问题。因此，后世医家一度都把病机的探求作为诊治的核心。

　　当然，中医对于病本的理解，除病机外还有不同的认识，汉代张仲景《伤寒论》首开辨证论治的先河，到明代张景岳《类经》：“切而验之，从其切要而辨证也。”正式提出辨证一词，后来到清代周之干《慎斋遗书》中提出“辨证施治”，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则概之为“辨证论治”。证作为对病本的理解被提出来。

　　现代对病本的理解又有提升，如王永炎院士等中医学人提出“素”的概念，由“病机”到“证”到“素”的变化，体现了医家对病本的不断反思，这种反思体现了向中心的迁移。这种变化与张东荪先生所言“哲学是一种向后退的反省，剥蕉式的变化，剥到后来只剩下一个无假定无立场的”暗合。

　　由此可窥一斑，中医学的发展同样与在求本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或者疑存相伴随。

　　整体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已成为中医思维的代名词，然中医之整体观实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态度基础之上建立发展而成。

　　中国传统文化之整体思维一方面把人和宇宙天地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次把人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与外界自然之间犹如“大一”与“小一”之间的关系，这可谓最早的全息学概念。中医学理论与实践一样承袭这种整体思维，《素问·宝命全形论》：“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乎人。” 

　　就中医整体观而言，如果说“易道”天地阴阳之学是其源头的话，那么其发展则在于“五行学说”。五行学说最初是强调万物由五种基本物质所构成，随着五行学说的发展，形成了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论，使五行学说衍变成为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思维模式。《内经》根据五行的各自特性，运用五行分类的方法把人体的生理组织与自然界的事物与现象分为五类，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五行系统理论强调人体自身的有机整体性，同时还将人与外界、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相对应统一，这将“天人相应”一体观落实到应用层面，体现了最早的全息学思维。而强调天地自然与人体的对应统一、人体自身的统一，重在阐发天地自然对人体的影响，以及人体自身的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即用五行生克乘侮理论，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用于指导诊断与治疗。这样，五行学说由简单的五种物质功用的概念转为理论概念的哲学思维层面并指导临床实践，完成了由具象到抽象、再到具象的过程。

　　中医整体思维贵在以人为本，就生命而言人之生命与宇宙万物之生命犹如小一和大一的关系，因此，中医整体思维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将人之生命置于宇宙万物的生命系统中来看待，进而言之就是将人的生命系统和宇宙万物的生命系统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整体思维的指导下，中医的生命观就演化成一个大生命系统，并且将人之小系统置于这个大系统的核心，目的在于阐发生命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中医学大生命观思维的前提下，衍生出中医之大健康观，大健康观将人之健康置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时空概念下去综合考虑，这种健康观无疑是系统的、动态的、具有前瞻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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