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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耀教授在大韩民国医师协会2014年学术年会上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有幸能有这个机会与各位交流医学问题。我看过贵国古代医学著作家许俊先生（1539～1615）编纂的《东医宝鉴》，世宗御编和世祖御校的《医方类聚》，和郑敬先编写的《医林撮要》。我发现，它们都是以中医经典著作为基础，有些甚至是直接摘取我国某些中医经典著作，编写出来的。我发现，是许俊，最早把古代朝鲜半岛的医学叫东医。他这样命名的背景是，在中国有南医和北医，而朝鲜处在中国的东边，所以朝鲜半岛的医就是东医。这个命名暗示了中医和东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看来，东医就是中医的仿制品，而且仿真度很高。因为仿制，有些方面仿制得逼真一些，有些方面仿制得则不那么逼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医也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有关东医问题，我没有做太多的准备。今天，我想与各位交流一下作为东医的母本的中医问题。希望它对各位有所启发。

一、不受信任的中医

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在向国际社会拓展市场的过程中，中医还经常标榜自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还不被国际社会了解的传统医学，正是这种传统医学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他们彻底地错了。野山羊一年一胎，一胎生一只。老虎一年一胎，一胎生两到五只。野山羊的平均期望寿命只有10岁，而老虎的平均期望寿命有25岁。在生存竞争关系中，从来都是老虎吃野山羊，而不是野山羊吃老虎。可是，现在明显是野山羊比老虎多。难道说这是野山羊的医学比老虎的医学先进吗？野山羊没有医学可以繁衍，难道中国人没有中医就繁衍不起来了吗？

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连皇亲国戚罹患疾病也经常得不到有效的看护和治疗。据此，我们怎么可以说中医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有效的健康保证呢？

作为伪医学的中医

我不知道贵国古代是怎样判断东医的社会作用的。在我国，中医是一直不受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信任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实至今还被色彩斑斓的头巾掩盖着。我曾经多次尝试着掀开这块掩盖中医的面纱，揭露和批评中医的愚昧、迷信和野蛮。但都不能在我们中国公开发表，只能通过网络途径私下传播。我现在很像当年传教的耶稣。我批评中医的言论，包括我对中医历史真相的揭露，很受外邦人重视，却经常受到本邦人的排挤和打压。

1830年，中国的解剖学之父王清任（1678－1831年）写了一部《医林改错》。他批评中医典籍对人体生理、解剖和病理所做出的猜想“处处自相矛盾”。他说，以这样的认识基础行医，就好比一个瞎子骑了一匹瞎马在悬崖上行走，是非常危险的。他坚信，在医学获得重大进步之后，一定会有不少中国人起来批评中医。

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西方医学理论和方法传入了中国。由此，中医在中国遭遇了更加激烈的批判。其中，中国最有名的教育家吴汝伦（1840－1903）曾经用“贲育”（顶天立地的巨人）和“童子”（刚出生的婴儿）比喻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差异。他对他的学生说，与西医相比，所有中医典籍全都可以烧掉。

1879年，鉴于中医与巫术之间的同源关系，加上中医药在治病和保健方面实际上的无能和有害，俞樾先生（1821－1907）发表《废医论》，号召中国人起来，像废除巫术那样废除中医，以避免中国人对中医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并通过这些幻想制造社会混乱。

19世纪末叶，中国人民对中医的严厉批判，以及西方医学思想和方法的大规模涌入，激发起中国在进入20世纪以后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废除中医运动。第一次是1914年，中国政府拒绝在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中医药专业，认为这样将破坏整个国家的医疗和防疫体系建设。第二次是1929年，中国政府卫生委员会反对给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禁止创办中医药大学或举办中医药培训，禁止出版中医药刊物和书籍，以期用40年左右的时间消灭中医。第三次是以我本人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为开端而激发起来的有关中医药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我和王澄先生发起了一个签名运动，建议中国政府改变现有的医疗体制，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使之成为在政府的科学指导和监管下由民间使用的补充医学或选择医学。这个诉求曾经获得247位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的支持。这场讨论唤起了中国人对中医药的觉醒，并还原了一些与中医药有关的历史真相。

二、不断伪造医学经典的中医

为中医做辩护的人，一直假借至今还缺乏证据的黄帝和神农的名义来标榜中医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实际的情形却是，中国最早出现大致可以说得过去的“病”字和“疾”字是在公元前13世纪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当中。用一个人躺在床上出汗造出了一个“病”字。用箭射中了一个人的身体造出了一个“疾”字。汉语中的“医”字最初是指装箭的皮囊，并不具有医学或医术的含义。在后来的演变中，这个字被改造成了“翳”。它表示在箭囊中露出了箭的羽毛。《国语·齐语》记载的“兵不解翳（医）”，意思是士兵佩带着装满了箭的箭囊，随时准备打仗。现在的中国人把医学的医写成“医”。这只是取了它的发音而做出的。许多中国人错误地认为，这个字是从“醫”字简化而来的。其实不然。“医”出现得比“醫”早许多年。后者曾经是一个可被独立使用的汉字，只是它的最初含义至今还不能十分确定。东汉时期的汉语语言学家许慎（约公元58年一147年）认为，这个字的会意解释是一个手持长矛利剑全副武装的士兵，腰间別了一壶酒的那种凶恶姿态。公元后50年，汉文帝时期的王育（生卒年月不详）将这个字解释为一种酒的名称。清朝末年，俞樾先生认为，这个字没有具体的含义。大约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兼有巫术和医学特点的“毉”字。这个字的上半部分是它的发音，下半部分则明确指明了它的巫术特点。现代汉语的“医”字，实际上是从这个基于巫术的“毉”字简化而来的，只不过中间还经历了“医”“醫”“毉”的相互混用而已。

西汉学者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后23年）曾以《周官经》为底本整理出了一部《周礼》。中国学者研究周朝的官僚体制的时候一直使用这本书。这本书记载的“医师”相当于今天的内科医生；“食医”相当于今天的营养技师；“疾医”相当于今天的创伤科医生；“疡医”相当于今天的皮肤科医生。遗憾的是，作者所记载的历史离开他所处的时代有800多年。在现有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与这些记载相关的支持证据，甚至还没有发现中国在此之前的确有过一本《周官经》的历史记录。

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医学史最早的文献，只有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5部医书，和从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那部《脉书》，是真实的。它们的存续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9年左右。其余的中医经典全都涉嫌伪造。这一事实，早在18世纪就被一些中国学者注意到了。1939年，中国文献学家张心澄收集整理了他以前的历代文献学家对这些伪造经典的鉴定成果，出版了《伪书通考》一书。其中，被鉴定为全伪的古代医学典籍，包括《黄帝内经》、《脉诀》、《难经》在内，共计有11部；另有《伤寒论》被鉴定为“部分伪造”。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批准了中国政府提交的申请，将1339年胡古林书堂出版的《黄帝内经》列入了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目录。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的版籍是真实的；它的内容则是伪造的。并且，它也不象中国政府在申请文本中所表述的那样，《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实际的情形是，那些为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申请报告的中医药学者们，也未必真知道《黄帝内经》究竟说了些什么！

《黄帝内经》最初是作为一本书的目录，被中国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载入《汉书·艺文志》的。在同一本历史书中，班固还记载了一批最有可能与《黄帝内经》出版同时代的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事迹。在这些知识分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中，完全没有《黄帝内经》的影子。甚至在这以后的400多年时间里，也找不出曾经有人读过《黄帝内经》的细小线索。

但是，这个结论最有可能遭遇两个证据的反驳。一个证据是《伤寒论》，另一个证据是《针灸甲乙经》。在这两本书当中，他们都提到了与《黄帝内经》相关的内容。但是，《伤寒论》连同它的《序言》都涉嫌伪造。而且，伪造《伤寒论》的作者也伪造了《伤寒论·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作者提到的“撰用《素问》九卷”，已经被鉴定为一种跨时代的伪造。其证据是，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首次出现“素问”只见于公元636年出版的《隋书·经籍志》。《伤寒论·序言》提到的这个“《素问》九卷”如果是真实的，则它应当在此前的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然而，直到现在，历史学家还没有从这一段历史的文献中发现与“《素问》九卷”相关的任何证据。至于《针灸甲乙经》里边提到并且引述的《黄帝内经》的内容，我们只要指出，这本书曾经在11世纪进行了大面积的篡改，就已经足够了。

《黄帝内经》冒用了黄帝的名字。这个结论已经不需要再做论证。事实上，黄帝的真实性至今也还没有得到证实。这位传说中的中国汉民族的先祖，被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推定为出生在公元前2700年。如果他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则他应该会出现在这以后的历史文献中。遗憾的是，在这延续了2000多年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中，至今没有发现与黄帝有关的任何证据。在孔子、老子、孟子、管子等中国著名人物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也完全看不到这个人。只有一些伪造的古代文献谈到了黄帝，如《列子·黄帝》和《黄帝内传》。

读者如果留意，应该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黄帝内经》开篇的第一句话与《史记》完全相同。这不能认为是《史记》抄袭了《黄帝内经》，而明显是《黄帝内经》抄袭了《史记》。而《史记》是公元前99年才出版的。因此，《黄帝内经》不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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