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现代医学，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显得独特——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却亦有着显著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因而可以说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它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及治疗，虽建立在记述之上，但更偏重于描述。这就在一方面构成了中医学的鲜明特色，而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学习、认知中医学的障碍。

总体说来，中医学所涉及的内容都在虚实之间。弄清其虚与实，对于正确理解、准确把握中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之“实”

毋庸置疑，中医学起源于对生命体的直接观察。古人通过观察做牺牲的动物，及因战、刑或病死亡的尸体，大致了解了人体内外的形态结构。如《灵枢·经水》言：“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再如《灵枢·肠胃》与《难经》，分别详述了消化道、心、肺等的长短大小和重量。由此可见，古代关于人体结构的本始概念都是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

清代医家王清任更是认识到：“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多次到乱葬岗中和刑场观察人体的内脏结构，并著成《医林改错》，纠正了许多古籍中关于人体的错误记述，并勇敢地主张依据新的解剖知识来修正中医的脏腑。近代医家朱沛文提出汇通中西医学可以“形从洋，理从华”，实际上是肯定了西方解剖学对人体器官的认识。

“眼见为实”，这是中医学在形成的初始阶段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它以解剖实体（形而下）为基础，运用直观法求解脏腑功能，其概念形成的依据是解剖的结构实体。

中医之“虚”

一个周知的事实是，中医学在实体求证这条道路上并未走下去。其间原因至少包括：（1）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人伦和谐的观念、辩证思维方式、阴阳五行学说及气一元论等世界观与方法论；（2）儒家学说的兴起，尤其是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使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点，对中医学的发展走向有着不小的影响；（3）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缺乏物质工具而使得难以探索人体的细微世界。

这样的背景不仅促使了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产生，也促使了中医学走向虚化的演变，更多地关注形而上的层面。在认识人体时，不再把重点放在打开人体，观察、研究其结构与形态上，而是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的认知原理，采取“司外揣内”（《灵枢·外揣》）的方法“以象度形”“以象测能”“以象定性”等，进而认识人体结构、推测相应功能。这与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极为相似——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而在不直接影响原有客体黑箱内部结构、要素和机制的前提下，通过观察黑箱中“输入”“输出”的变量，即可得出关于黑箱内部情况的推理。通过寻找、发现其内部规律，进而可实现对黑箱的控制。

处理“司外”获得的信息最常用的方法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比类，即“意象”思维方法，是指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符号表达事物的抽象意义，通过类比、象征方式把握事物联系的思维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取象的范围不只是局限于具体的物象、事象，而是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进行无限地类推、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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