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象学说的形成，即显然与五行之意象思维有关。“藏”是“象”的内在基础，“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象学说是以五脏作为生命活动整体格局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以其对应的五行属性、生克制化机制来探索生命规律。王冰对此解释道：“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对五脏来说，只是象征性符号，它所表征的五脏“气象性用”即其功能特性。人体正是以五脏功能间的生克制化及其与自然界的通应，完成机体复杂生理过程的。

基于这种认识方法，中医学关于人体的认识不是着眼于可视的实体，而是超越了实体概念，把人放在宇宙自然的背景下、把脏腑等放在人体大系统内来加以认识。在大量观察“象”的基础上，提出臆测、假说，再通过反复验证，最终赋予并确定了人体脏腑的功能与定位，及精、气、神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因而也相应地产生了大量经过抽象的、虚指的概念，形成了风格奇异的中医学话语体系。

中医在“虚实之间”

由上述可知，中医学是在对人体结构有了基本了解之后，通过了哲学化的处理，形成了一套阴阳五行化了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种概念所指“既是又非”，往往处于“虚实之间”。

以脏腑为例，中医学认为它是一个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相统一的综合概念，不仅具有解剖学的意义（即实体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体功能模型（即功能脏）。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脏腑不仅具有自然性（与五行相关联的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各具官职，如“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等），同时还有生理特性（如肝喜条达，脾喜燥恶湿，胃喜湿恶燥，腑以通为用等）。

在对生理功能的表述上，主要功能还是有实体基础，如肺主气、司呼吸，心主血脉，胃主受纳，大肠主传导，“血主濡之”等，但也有不少与实体既关联又脱离、既虚又实的概念，如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肺主肃降，肾寓元阴元阳、主纳气，“气主煦之”等，至于脏腑之间的关系，如肝肾同源、心肾相交等；气血之间的关系，如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养气、载气等；气机的升降出入，如肺胃主降、肝脾主升，“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等，无不属此。

经络被视为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在《黄帝内经》中对经络系统及其功能已有较为明晰的认识，经络学说与针刺疗法对临床诊疗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按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经络与穴位在人体中都应该能找到实证，可尽管运用多种技术手段的研究成果现已能证明经络的存在，而在人体解剖中却至今未能发现，因而仍不时受到质疑。这种虚实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确实让人难以琢磨，莫名其妙，也许果如李时珍所言：“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所谓返观，是古代修道者通过长期打坐、观想或坐禅入静的内省体验后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人能真切地感受到经络与气的存在形式，并能感受到人体的穴位所在，是一种活体的超觉状态。

为了解决因虚而造成的理解障碍，中医学大量采用了比喻等修辞方法，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气者，若天与日……”（《素问·生气通天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灵枢·脉度》），“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灵枢·营卫生会》），“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难经·八难》），“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吴鞠通）等等。这种以生活中常见事物来比拟的方法，无疑有助于对中医学的理解与运用。

综上所述，按“体实用虚”的标准，中医学明显呈“实多虚少”的状态。这就要求在学习、研究、评价中医学时，一定要处理好虚实之间，亦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方法与标准。大量实践证明，一味运用纯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来探求抽象概念物质基础的方法，对中医学的发展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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