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速中医药立法，修订执业医师

　　法中医药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医学和文化的双重属性。虽然，在中国的宪法及相关的卫生法律中，早已确定了中医药在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地位，但仍然缺少一部独立的中医药法。据了解，在国外，韩国、泰国颁布了有关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就连曾抵制中医药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都颁布了有关中医药、针灸的地方法规。因此，加快完善我国中医药立法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项工作目前已纳入全国人大的工作计划，但必须抓紧颁布，以免延误时机。

　　当前，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正逐步推进，但是陈旧的管理方式和立法已经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在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药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新法制定的同时，必须尽早修改原有的与医药卫生相关的9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修订更是刻不容缓。建议一是要政府放权，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二是要完善执业医师考试、注册的程序；三是要规范“医生走穴”行为，建立有序的“兼职执业”制度；四是要建立“执业医师终身禁业机制”，增加医师职业责任感；五是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执业医师基本信息披露制度”。考中医执业医师要顺应中医的内在规则，按中医的规律办事，不要按西医思路去考。

　　中医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因此必须保证中医的水平和中药的质量。目前，中医药领域鱼龙混杂，由江湖庸医误诊所引发的医疗纠纷和刑事案件不断出现，而假冒伪劣的中药产品也在不断冲击着中药市场，因此，必须从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行动，坚决用法律手段打击中医药的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以维护中医药市场的正常秩序，为中医药的复兴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

　　三、改革中医药的教育制度与体系，培养铁杆中医

　　我国有32所中医药院校。说是中医学院或中医药大学，其实没有一所是名副其实的中医高等学府，都是“中西医结合”院校；在大学全部课时中，约1／3甚至1／2课时是西医内容，毕业生多数不会望闻问切；学生的英语比古汉语强；学校分科过细，学医的不懂药，学药的不懂医。用德国慕尼黑东方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波科特先生的话说，培养的是假中医。

　　目前应该为中医药院校正名。既然是中医院校，就该教授中医内容，培养铁杆中医。起码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院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医院校而非“中西医结合院校”。四五年后再看谁培养的学生会看病。也许有人担心，真正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不懂西医，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要给予政策，此类问题容易解决。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是学中医的大学生们可以大展宏图的广阔天地。

　　过去中医都是家传、师徒传承或自学而成，培养了许多名医。名医恽铁樵38岁才开始自学中医。民国初年，我国80万中医都是如此培养的。如今我国32所中医药院校居然只培养出27万中医，其中90％尚需重新温习四大经典。这说明我们从西方引进的集中培养人才的院校制方法，并非培养中医的惟一途径，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途径。师徒传承和自学教育模式应与院校教育并重。

　　以中医泰斗吕炳奎为校长的民办“光明中医学院”当年办得轰轰烈烈，全国共办了34个分校，许多名老中医都去授课，为我国培养了10万名中医，半数仍在从事中医临床；尽管他们热爱中医，临床效果不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差，但多数拿不到行医证。而且由于政策原因，学院已经被迫停办。我建议，为了振兴中医药，要允许民办中医院校存在，允许其毕业生行医，要发挥民间办学复兴中医药的积极性。

　　四川省有9228名民间中医，由此估计，我国尚有15万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他们是传承的或自学的，即便看病疗效好，或有一技之长，但因为没有文凭，不懂西医，不会外语，拿不到行医执照。民间中医在保留中医特色和精髓方面是有功的，应该允许他们以及所有执业中医带徒，以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另一途径。至于徒弟能否有行医资格，应该由师父说了算，国家考察其疗效，中医考核历来看疗效。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光进行文凭教育。培养铁杆中医是当务之急，也是复兴中医药的一项重要举措。

　　四、抢救名老中医与民间秘方

　　目前，我国名老中医的人数不断减少，中医从业人员数量也在不断下降，大量中医从业人员走向国外，许多中医医术和秘方也随之失传和流失，这样下去，任凭我们付出再大的努力去复兴和拯救中医药，中医药也终将随着名老中医和从业人员的不断流失而不可避免在中国逐渐消亡。因此，建议国家拨出专项资金，对散落在民间和流失在国外的中医药秘方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回收。同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中青年中医拜健在的名老中医为师，让这些老中医的精湛医术得以传承下来。当年我们曾花大力气去抢救京剧，如今抢救中医中药其意义更为重大而深远。

　　五、建设中医药研发基地和中药产业基地

　　根据普查，我国的中药资源共有12807种，中成药品种5000种以上，还有具有特色的民族药上千种，以及众多的中药保健品，说明我国中药物种之多，资源之丰富，开发利用前途之广阔，是任何国家所不及的。因此，中药的开发利用不仅是我国新药开发的高品位金矿，也是中药工业发展的保证，是我国医药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理应打造成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开发与利用药材资源上，既不能建立在破坏野生资源上，又不能等靠国家来发展和提供资源，要鼓励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根据自身和市场需求，在道地药材产区建立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且相对稳定的中药材原料和货源基地，做有米之炊，开有源之水，将药厂的第一车间建立在原料产区，实施公司加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从源头上保证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促进中药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

　　六、我国应主导中医药标准的制定，引领世界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我国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科学，它作为一种关于人体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于西医和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之外。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也积极倡导：“健康不仅在于没有疾病，而且在于肉体、精神和社会各方面的正常状态。”这就明确地强调了人的健康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和医疗进步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与人类精神和整个生存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问题。这正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认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从这个方向出发，中医学的辩证不只用于诊断疾病，也可用于评价亚健康甚至健康状态。可以认为，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代表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要主导中医药标准的制定，引领世界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中医药是真理，也是黄金。有些人难以一下子发现它，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中医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去传承，我们则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为我们的后人将以高昂的代价，从外国人那里去赎回原本由中华民族发明的中医中药，他们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的先辈如此愚昧，竟把国宝当垃圾一样扔掉呢？

　　为了不致发生这样历史性的悲剧，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起重铸中华医魂、复兴中医中药的重任。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先辈是智慧和理性的，中华民族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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