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浙江慈溪人，1916年生，1934年毕业于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 学院，旋即开业应诊。1958年执教于现上海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工作60年。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本理论、各家学说等教研室主任及基础部主任， 兼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卫生部科委委员，全国中医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兼医体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 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还任同济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裘老博览群书，远绍旁搜，在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经 络、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养生等理论有许多建树，并在文学、历史方面亦有精深的研究。曾主持编写了三十部著作，其所主编的《辞海》中医学科内容，《中国 医学大成》、《针灸学辞典》、《新编中国针灸学》、《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等巨著均流行海内外。他的晚年力作《壶天散墨》以“抉择陈言，剖析疑似，俯仰古 今，直道心源”而雄视当世。此外裘老撰写的“疑难病症中医治法”一文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论文一等奖，并在早年带头创制“经络玻璃人”及“脉象模型”获国家 工业部二等奖与三等奖，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殷切期望中医事业的发展，认为发展必须首先做好继承工作，特别是临床实效，决不可 以摭拾中医学的一点皮毛，就认为是中医现代化而哗众取宠。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地实事求是做好临床重复实践和严格的科学实验工作，必须认真发掘整理，然后 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他的观点得到了中医学术界有识之士的普遍赞同。
“瘦因吟过万山归”是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诗句。它深刻地揭示了治学的艰巨 性，揭示我们研究学问者既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走过了医学科学上崎岖曲折的道路，临床上遇到许多挫折和教训。这对我来说，诚然 是痛苦的回忆也是深可惭愧的。今把它写出来公之医界同道，也许对初学中医者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作为前车之鉴吧。
1934年毕业后即于是年开 业行医，当时我对中医学的造诣是颇为自许的。自以为除了学过各门课程之外，还看过不少医书，仅举伤寒一类而言，当时已研读过数十家著作。温病方面、则沉酣 于叶、薛、吴、王数家，特别对叶氏的温病学说，曾下过一番功夫。说起温病的症因药治，颇能历历如数家珍。另如金元四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张景岳、沈 金鳌、林佩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我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最有裨于实际应用。对西方医学的重要学科书籍、亦 曾粗加浏览。有关国学文献、经、史、子、集，茫如烟海，但亦贪多务得，粗涉范篱。故以读书而论，当然不敢说已破万卷，确实也读得不算太少了。
临诊 方面，我在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叔父看病，后来又侍诊于孟河丁师之门，对于丁氏的一套常用经验效方，几乎熟极如流。并又亲炙海上诸名家之教诲，如谢利恒、夏应 堂、秦伯未、程门雪诸先生的处方特色，也稍稍学到一点。故当开业伊始，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满以为挟此以游，真可以天下走得了。
当开始 应诊时，也确实看好了一些疾病。但在岁月积累，病人渐多以后，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在诊疗过程中经常遇到很多疾病没有办法解决，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 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套的都用上去，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我开始对祖国医学的价值产生怀疑，信心也有些动摇了。我想中 医理论是否是臆测的玄谈？是否真有指导临床价值。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理论已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是否早已过时？我甚至怀疑古代方书、医籍及医案医话中所 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真可说疑窦丛生。
因而就着重进修西医学。在认真学习了相当一段时期西医学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以后，我又别有一番感觉：西医 分析病原病理，诚然清清楚楚，条理井然，还可从实验室验证，但从临床用药来看，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尽管诊断检查的仪器设备新颖精密，而最后落实 到治病还是效果不显，甚至毒副作用很大，什么抗药性、药物过敏、药物毒、菌群失调等副作用随时可以发生。于是对西医药也没有多大信心，终日徘徊于中西医学 之间，为想找寻一种治病的最佳方法而感到苦闷、发愁！
当时我又回忆过去学医时的情景，曾亲自看到上海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他们治 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程门雪先生亲自给我讲过治愈一个经德国著名医师确诊并谢绝不治的结核性脑膜炎病儿，他用的是《福幼编》中的一张方剂，在近代 著名学者郑传笈所撰“丁甘仁墓表”中曾说：“晚年名益重，道益行，不独沪地绅商，争相招致，即西商之侨居者，积资数千万，出其百一，足以尽集诸西药，而有 疾必折衷先生。”这使我猛然省悟，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这就使我在彷徨的歧途中又回过头来，于是磨砺 苦学，旧书重温。通过这次学习我终于一间微明，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