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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警察的心理压力
白粉东见无法逃跑,干脆挤破身上的脓包,将脓血洒向警员,中招的警员们至今还心有余悸。
在私底下,警员们习惯将驼背龙、白粉东等人的疾病称为免死金牌。与对这一免死金牌的痛恨相比,警员更担心的是执法过程中所承受的巨大风险。在常平隔壁,大朗交警就曾遭遇一次不大不小的尴尬。
在一次路面巡查行动中,大朗交警查获一辆非法营运的面包车,于是根据有关规定,将车辆暂扣,并出具罚单。这在交警执法的过程中,无非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不承想面包车车主会是个艾滋病人。
车主没哭没闹,也没有去缴纳罚款,他只是每天中午都跑到大朗交警的食堂吃饭,一个星期下来,不少交警受不了了,只好建议负责此事的警员对车主稍加教育,再将车辆顺利返还。
这个事情很快被演绎成警界的笑话,不过曾多次抓捕白粉东的常平土塘派出所警员们对此却笑不出来,他们说他们能够理解那种感觉,“躺在原子弹上面睡觉的感觉”。
这些警员回忆,在一次抓捕白粉东过程中,二十几名警察、治安员将白粉东包围,白粉东见无法逃跑,干脆挤破身上的脓包,将脓血洒向警员,中招的警员们至今还心有余悸。再后来,白粉东便常常号称要咬上警员一口来报复警方。
据专业医生介绍,被艾滋病人咬伤或者被艾滋针扎伤而感染艾滋病的概率通常只有千分之三,而且只要及时服用阻断艾滋病毒传播的药物,就能有效遏制病毒在人体的复制。尽管如此,带病嫌犯给警员带来的心理压力显然存在。
有警员坦承,就算让他和持枪歹徒搏斗,他也不想再去招惹白粉东。因为他选择了这个职业,就算被一枪毙命了,我也心甘情愿,可假如被他咬上一口,染上艾滋慢慢死去的话,他真的觉得很不值。
传言背后的苦衷
所幸,谣言取到了很好的效果,谣言盛传后,这些带病嫌犯纷纷离开该地。
中堂某地盛传着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传言称,曾经有一个河南的患艾滋病吸毒者长期在该地盗抢,老百姓向警方投诉,于是治安员用一个巨大的塑料桶把这个艾滋病人装上,而后用水泥封堵,扔进东江。
记者通过调查,证实此说法纯属谣言,可令人意外的是,谣言的源头竟是该地的警长。
警长解释称,这名艾滋病人其实是吸毒过量死亡的,可由于他的原因,不少同类病患都跟着跑到这个地方实施犯罪,派出所对他们没办法,只好编造了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来吓唬他们。所幸,谣言取到了很好的效果,谣言盛传后,这些带病嫌犯纷纷离开该地。
在中堂附近,另一个公安分局则选择花钱消灾。据介绍,起初该分局管辖范围内至少有七八名类似的长期犯事的带病嫌犯。警方无奈,最终选择了其中一名比较讲道理的尿毒症病患进行诱降。
警方提供的诱降措施听起来更像是个苦肉计,方法如下:由公安分局筹集一定资金人道援助给该名患者,此后该患者不得再进入分局管辖范围,接着其亲属到公安分局闹事,声称该名患者遭警方殴打致死,以此达到吓唬其他带病嫌犯的目的。
呼吁专业关押场所
警员们称,既然深圳有能力建,东莞怎么可能没能力建?
事实上,带病嫌犯的处理问题不但困扰着基层警方,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韩玉胜教授曾撰文称,对《监狱法》应该作相应修改和完善。
韩玉胜认为,已经判决的罪犯,对其他人没有人身危害性的,可以采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方式执行刑罚,让罪犯的家庭承担对其进行治疗和监督的责任;确实需要收监改造的,执行地点可以由各省决定,既可在监狱专设监区,也可以直接放在各省设立的传染性疾病羁押点执行。
而早在2004年5月,广东省公安厅也曾作出类似表态称:一些地级以上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收治场所,统一收戒和关押涉毒违法犯罪人员中的艾滋病人等特殊人员。
遗憾的是,东莞市至今还没有设立这样的专业关押场所。
东莞市看守所一名分所领导解释称,建立一个这样的羁押点投入大、维护和治疗的费用高,对医疗机构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同时,患传染性疾病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毕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以市为单位建立这样的羁押点不符合经济原则。
上述看守所领导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东莞市暂时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关押场所,而考虑到这些带病嫌犯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犯人,只好不予收押。
可基层民警不愿接受这套说辞。民警们透露,由于没有专门的统计,他们的确无法说清整个东莞到底有多少该类带病嫌犯,可数量绝对不会少。
日前,深圳市专门用于关押全市监所艾滋病患等在押人员的第四看守所动工启用。警员们称,既然深圳有能力建,东莞怎么可能没能力建?
当获知深圳第四看守所的建立与深圳十余名人大代表的联名提案密切相关后,民警们拨通南都记者电话,希望通过南都呼吁人大代表们书写议案,彻底摆脱带病嫌犯收治难的困境。民警们称,如果代表们能够接受这个建议,那将会是禁毒日最好的礼物。
注:驼背龙、白粉东均为警方提供之犯罪嫌疑人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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