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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导师:性、谎言与培训课

  • 文章导读:

     

      浮出水面的“性”

      遗书事件让女孩们聚拢

      与黄波之间的性关系是女孩们自己也难以定义的经验。一位华科的离职员工告诉南都记者,黄很爱收女徒弟,“喝酒,过了一夜,那个女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事情发生不止一次。”

      叶茵本想不再出现。暑假里黄波的一个电话,邀请叶茵参加那个要交300元食宿费用的“免费培训”。“要不要去,我纠结了一下。黄波还没等我纠结完就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自己最初的梦想。‘最初的梦想’这五个字刺痛了我的心……”叶茵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希望能在商界有所作为。这些“最初的梦想”,是学生们给黄波的第一封邮件必须交代的内容之一;在黄波的信箱中,助理们要管理成百上千学生们写来的充满感情而意气风发的关于梦想的倾诉。

      去培训完,叶茵才明白———黄有增城、从化、珠海、佛山南海、广州赤岗、大学城7个授课点,正面临人力资源危机而不得不撤点;他这次召集七个学生,是急需培训一批讲座沙龙主持人和营销人员。

      叶茵不积极,因此被单独叫到办公室,“他讲梦想、理想,还有谁谁谁多优秀啊,这样又抓住了我的死穴。”新的学期,排讲座和开沙龙成了叶茵的工作,她这样被“培养”的兼职员工,每月领生活费600元,培训费的提成7%,不能拿出来用,说是建立学习基金,将来学习、留学用。黄波告诉南都记者,他曾经用这基金资助一个业绩最好的女生学了车,而这名女生则表示,那个月她的业绩超过5万,而超过3万可以奖励学车是当时公司的政策。

      月头开沙龙做讲座,月底“过火海”,如此滚动,叶茵熟悉了公司的促销技巧:“你没有钱?有朋友可以借啊!10个真朋友有吗?每个50元总借得到?”学员们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借钱参加。

      业绩背后是糟糕的服务。销售长训的学习卡一年之后,公司其实已经开不出课程。一位表示因理念不合而离开华科的培训业人士表示,公司只顾促销收钱,而几乎没有真正的课程开发,对学生的承诺无法履行。一位学员在6月以后对广东商学院28名学员的问卷调查表明,迄今为止,很多学员交钱却没有上完课,对课程的品质也深为不满。

      2011年夏天,由于在学校非假日让学生旷课培训,华科公司被广州中医药大学下了逐客令。年初,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的老师也曾经带领学生,向华科增城分公司索回培训费。尽管如此,不断有新的崇拜者和加入者,黄想做的事情仍然在各个校区拓展。数位在公司工作过的员工表示,公司的全职员工不超过10位,薪水多数只有一两千元,而公司一年的营业额可达一两百万。

      进入公司不久,一个华南农大的学生告诉叶茵,黄波对很多女生性侵害和性骚扰。陆续,她耳闻目睹的受害者加起来超过了10个。她跟公司的一位主管讨论起这件事情,对方给她三点意见:“一,你能保证其他成功人士不是这样吗?你不知道而已啊。二,如果你觉得留在他身边可以学到你想要的,把他继续当你的老师就好了。三,这是你情我愿啊……总之这是私事不是公事。”

      过完2011年的新年,受到家庭的一些变故的影响,叶茵开始思考离开公司。“那个月我在想,是不是离自己的初衷越走越远。我已经在潜意识里面认同他这种做法……意识到当自己成功之后也可以会成为第二个他,不再相信爱情,找不同的人……”

      5月底,离开公司的叶茵接到一名前同事的电话,说黄波的邮箱接到一封遗书(黄的邮箱由公司员工帮他管理),来自一名曾经因为黄堕胎两次的女大学生。由于遗书的主人公无人认识,并且信中宣称收到信的时候她已不在人世,叶茵们在忙乱中,通过公司的短信平台把这个消息发给所有的学员。一些有着难言遭遇的女生开始向消息来源聚集。

      女孩们在相互倾诉时开始发现彼此故事的共性:他会先确定女孩有没有满18岁;也很在意对方是否处女。他从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在事后,他一律要求女孩不能告诉任何人。他选择的女孩,在体貌上没有多少共性,唯一的特征是听他的话,愿意帮他干活。

      “免费的人力资源”男孩们的崇拜与挣扎

      一些要求真相的学员Q Q群被黄授意解散之后,黄建起一个Q Q群,与学员们实名沟通。他的回应是:这是要搞乱公司的竞争对手在操纵;而他2011年以来已经离开华科,只做顾问,“把平台留给学生”。一番唇枪舌剑,黄的质疑者被踢出群,拥戴者们占了上风。

      一名黄的贾姓“徒弟”对南都记者说,写遗书的女生和黄波之间是“个人对个人的事情”,他觉得黄是一个负责任的、对学生有感情、热心教育的人士。目前,他们这群学生,正在黄波的指导下,自己筹资数十万元,开办一个餐饮连锁,黄不参与内部管理决策,也不拿钱。黄波也建议南都记者去这个他热心辅导年轻人的样板工程参观一下。

      在黄波身边,男生们有他们的世界。“喝喝茅台感觉很好。”一个曾在华科兼职被“培养”的男生郑雷表示,黄经常换着开各种豪华轿车找他们喝酒(尽管事实上他名下只有一辆帕萨特),还炫耀“86年的茅台”。

      一进公司,郑雷就发现,女员工都跟黄波特别亲密,聚餐时叫女员工打扫他宿舍是常事。喝酒的时候黄波会对女孩们左拥右抱,“你们成功的话,就可以像我这样。”

      聚餐是经常的。大家可以从七八点聊到下半夜三四点,胡书霖当初很为这种一见如故的友谊感动,“从未想过他会利用这个搞女学生”。604房间隔壁的两个上下铺,也经常有喝醉的女学员寄宿。一位喝醉了酒住在宿舍的女生曾经请郑雷提醒另一位令黄波表现出兴趣的女生“小心一点,有潜规则!”而另一位女生则告诉郑雷,她被一名死忠黄波的女学员支使去叫黄波起床,也被性侵害。还有一个觉得情况有异的女生去黄的房间想叫出里面的女生,却被黄忠心耿耿的“女徒弟”挡在门外一整晚。

      这些窃窃私语,男生们多少知情。大家都在“潜规则”这个含糊的名词下面,不去思考事情的是非。“那些男生看到女生受到伤害却无动于衷。”慧珊抱怨说。

      胡书霖对黄的信任多一层,是因为黄波曾被他所在的南华工商学院请来,上了一学期课。“一节课一万多,老师和领导都有告诉我们。”

      “男生是免费的人力资源。”胡书霖表示,在校园里交游活跃的学生干部往往被黄波选中。黄波给他们一些“使命”,同时也经常邀他们喝酒,“喜欢喝到醉醺醺的状态。”男生们叫他黄老大,“有一种很铁的感觉。”这些黄波“身边的人”,主要工作是游说同学们,他们被要求每次带二三十人来免费沙龙,接受巧妙的推销。

      胡书霖对黄改变看法,是因为“他在收钱的时候不看同学的感受。”黄往往拍着同学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下次一定要见到你。”“他往往会说,你的性格怎样怎样,我已经想好办法如何医治你。”书霖回忆,“如果你说没带钱,他会安排助教老师陪你去取钱;还常常要我们这些人借给同学交定金。我当时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老师。”

      叶茵被侵害的那个夜晚,“他让我们每人拿出100元,好像做个游戏一般,说‘我不会亏你们100块’。我们拿出来之后,他马上交给他公司的人,说‘给他们报(名)长训’。”叶茵回忆。对于大学生,长训的价格并不便宜,最初是1380元。后来的价格则调整为四个等级,从6次680元到42次3680元。但被重视、被培养和被推销总是混杂在一起,当事者即便有不情愿,也被百里挑一的优越感冲淡。而另一名离开华科的学员在给黄波“割袍断义”的信里,痛斥他在同一地点用同一种方式“威逼利诱”他们交100元定金的行为:“你给我们零食吃,给我们饮料喝,说一些没有丝毫营养的话,最后步步紧逼,又来一句‘贫穷的人投资生活,富有的人投资脑袋’,诓骗我们交了定金,而且是100块,更加而且的是这钱是不能退的。”钱不能退,100元是这名学生三周的饭钱,只能咬牙让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父母,寄来参加训练营的1888元,再咬牙发誓“一定要学到东西”。

      胡书霖被“培养”来带领“大学生卫队”———一支大学生组成的销售团队。黄波在2010年暑假承包了广外公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招生工作,据说公开学院还帮他办了“招生办主任”的工作证。所有的学生被要求先交150元制作名片,招到一个学生可以得到1000元,但如果招不到,150元不退。那名离开的学生更清晰地剖析了这个“盈利模式”:以5、6个人的“团队”之名,说是招到一个可以得到1000块的奖金,然后剩下的必须是三个以上才有每个300元钱的提成———这些钱在“团队”中平分。事实上当时公开学院网站上招聘兼职招生员,个人每招一个就有1000块的提成。这名学生的团队,总共才招到四个人,除去第一个,剩下的只有三个而不是“三个以上”,所以整个“团队”自带干粮一个暑假就只有1000块钱的总提成,而黄则坐收他们的剩余价值3000元。

      郑雷与胡书霖对黄波的看法都相当复杂,他们都承认,自己确实从黄那里“学到东西”,但也鄙弃黄的行为。跟女生们一样,在被黄吸引、希望追随其学习和保持距离的状态中,他们多少有些挣扎。经历过成为黄“身边人”的种种无偿劳动,他们理解那些仍然站在黄那边的同学是“不愿意让之前的努力白费”。

      由于在遗书事件中积极活动,书霖成为黄波的“反对者”。黄请托书霖学校的老师劝书霖不要管这些闲事,“因为你们还不能分辨是非。”

      黄波对南都记者表示,叶茵曾经致电威胁他,不准他再办教育。这一点也间接得到叶茵和书霖们的证实:“本来我们还可以让事情过去,可是他今年夏天又开始搞高中生培训项目,大家火了,希望将他绳之以法,决不能让他再害人!”

      光环下的求证

      他的资质、婚姻与“性治疗”

      在打动学生的光鲜履历下,黄波是一个怎样的人?学生们将其“绳之以法”的愿望是否实际?

      黄波跟女孩们进行“性治疗”时,常常表示一些案例是新东方总裁俞敏洪转介给他的“疑难案例”,并宣扬自己与俞的交情。俞敏洪对南都记者的查证答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一位培训业内人士表示,黄之前在新东方关联企业的位阶,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新东方高层。

      在南都记者找他查证时,黄强调自己曾经是各个广州报纸曾经报道过的公益人士。这段据说为地贫小姐弟义讲捐款的录影还出现在所有黄波的介绍中。

      问及他的工作经历,他拒绝回答自己曾经任过CEO的三家公司为何在工商登记网站系统中查不到记录。他甚至忘记之前宣称的新东方的工作经历;当记者询问时,他表示不愿意继续谈。

      “老师”的身份提供的第一个便利,也是黄波最明显的“性趣”表现,他对感兴趣的女生,会在上课的时候“不断地提”这个人的名字:“一会儿夸一下你,一会儿又打压一下你”,在这种过山车般的被提携重视的体验中,女生们不知不觉地“入戏”。不过,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大学生职业培训市场小,国家对这一块,基本上没有资质的管理,更遑论伦理规则。

      至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这个身份,南都记者询问的几位心理咨询业内人士都表示,由于发证太滥,“是从解决从业者就业出发,而不是从真正帮助咨询对象出发”,这个资格已经无法成为是否有能力进行咨询的标准,并且也难以查证。不过,受过正规临床心理学教育的人,都知道不能跟咨询对象产生任何身体接触,而避免与咨询对象产生“双重关系”,是心理咨询伦理的核心。

      黄波则强调自己自2010年开始就没有做过心理咨询,至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他表示劳动部网站“以前可以查”。对于他的咨询工作,他表示主要只是测16种人格因素,除此之外,“根本做不了心理咨询,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他强调说:“我没有那个能力迷倒一个人的心智。”他答应将广东省就业指导中心的“顾问老师”证书扫描传给记者,但是大学毕业证书和心理咨询师证书就“没有必要”了。

      到今年6月,黄波的讲座介绍中,“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高级讲师”仍然是头衔之一。广东省高等院校就业指导中心下属就业促进会负责培训部门的向丹阳表示,确实在2008年末到2009年初与黄合作过培训项目,但之后受到各个高校投诉,说黄打着就业指导中心旗号推销自己公司的业务,“甚至有的说他是个骗子”。为此,这个培训部门曾经发布过一个声明,表示用中心名义去做推销是不合适的,并且合作关系已经终止,之前的证书也仅仅针对已经终止的合作项目。“我们没有直接把他的名字写出来,但大家都知道是他和这个公司。之所以没有直说,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学校跟他还有合作,我们不能做出太多干涉的。”但他表示,不便于透露这些跟黄合作的高校的名称。

      对于曾经请黄波进校园讲授过一个学期课程的南华工商学院来说,情况仍然相当模糊。院长易江表示,“黄波这个人,我想不起来,我没有跟他联系过。”但负责课程的一位老师则表示,请黄波进学校就是院里定的,他只是执行。

      他的崇拜者和反对者都不知道,黄波在2007年便在警方留下过强奸未遂的案底。当年,他的一名女员工于事发后立即报案,冼村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中,提及了女员工身上有伤痕和衣扣被撕扯坏。但是,天河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区检察院却未予批捕。他与就业指导中心和高校的合作,是在此之后。

      此外,黄的公司一度也在与广州的某监狱商谈暴力犯人的培训合作,以及“军民共建”合作项目,员工们认为,这是他“走关系能力很强”的证明。

      尽管在学生面前,黄波一直是“小芳故事”里寂寞的单身形象,事实上他早在2005年结婚。他对外宣称与“阿芳”买的房子,实际上在其妻子名下。

      黄对南都记者先是表示今年以来没有“再搞教育”,当记者追问是否没有上过课,他澄清说是不参与公司管理,公司已经不是他的;当记者表示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他是法人代表,他又表示将转手或者关闭公司,不做了。他表示,当初海创公司收学员钱没有完成服务的部分,跟他之前的合作伙伴收费之后又退出公司有关,不是他的错;但之前在记者追问下,他也曾答应,可以依照协议,退还钱款。

      黄波先是否认与女学员发生过性关系。当南都记者问他:“以一个业内的局外人看,一个培训公司负责人或者培训师,如果利用工作的名义,与女学员发生性关系,道德上或者法律上如何看待呢?”黄的回答是:“您认为这可能吗?如果你说的是未成年的孩子,还可能,大家都是成年人……”不过在发稿前,他改口说自己确实有“作风问题”,但不像传说那么多,“最多跟几个人(学员)”发生过性关系。

      正在大陆旅行的台湾妇女团体妇女新知基金会董事长、台湾大学教授范云表示,在台湾,近年曾经有过牧师唐台生利用“性治疗”来与女教徒发生性关系的案件,未使用暴力而是用洗脑手段,由于涉及权力控制,唐仍然被判徒刑5年和强制治疗3年。“意愿到底是什么?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由于弱势一方有着强烈的信任和仰慕,因此不能只看意愿,要看有没有人利用权势。如果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为什么没办法用法律来处理?那是法律不健全。”范云表示。

      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张荣丽表示,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定性,除了暴力、胁迫之外,还有一个“其他手段”,如欺骗和精神控制。如果报案的受害者较多,态度坚决,公安是可以考虑立案的。

      “我觉得不能够就这么算了……如果这样的人都能逍遥法外,我们社会的良知、道德和法律,就太让人难以忍受了!”慧珊说。

      在不知如何采取法律手段的沉寂期,文燕发给书霖一个视频,早逝嘻哈歌手宋岳庭的“life is a struggle(生活是折腾)”,说她很有同感。这首歌的歌词是:

      正当我睁开双眼踏入这个世界

      妈妈给我生命现在让我自生自灭

      这让我恐惧在我的眼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回想过去难道生命就是这样延续?

      我抽烟抽得我的肺都黑了

      就像整个社会被人心笼罩着它也是黑的……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涉大学生皆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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