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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26岁的杨健明从没想过,自己的求医之路会如此一波三折。为了治疗骶骨肿瘤,他从老家广东惠州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却发现需要自己搞定手术备血。
“医院血库没血了。”3月15日,杨健明刚住进医院,就接到这样的通知。医生说,他必须先联系亲朋好友,到北京血液中心献血4800毫升,才能排期手术。
杨健明感觉这有点像“条件交换”,但在医务人员口中,这叫“互助献血”。杨健明发现,在自己住的病房和邻近病房里,“个个都需要互助献血”。
要筹集4800毫升的血液,对在北京举目无亲的杨健明并非易事。实际上,这与一个成年人全身血液总量相差无几。他与大夫“讨价还价”,最终得到的答复是“献2400毫升也可以”。他还试着进一步表明困难,但大夫只是回答:“你一定有办法的。”
在病床上,杨健明只能不断打电话,发微博。他一心盼着尽早做上手术,但忙碌张罗的间隙,这个年轻人急切地想弄明白,在互助献血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全国各地纷纷启动或推广互助献血,让僧人自己找粥
发出同样疑问的不只杨健明。千里之外,湖南郴州的陈丽君也被互助献血弄得晕头转向。
3月20日,陈丽君带着3岁半的女儿到医院输血。孩子患有地中海贫血,每20天需要输一次红细胞,此前已接受过55次输血。没想到的是,陈丽君这次却遇到了新情况:医生通知她,必须先找人到郴州市中心血站互助献血,医院才能给孩子输血。
这个年轻妈妈一下子急得不知所措。她与丈夫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献血,家中老人又过了法定献血年龄。她不断哀求大夫“通融一下”,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可以”。
事实上,互助献血并不是新鲜事物。江苏省血液中心研究员梁文飚介绍,1998年施行的《献血法》已经将互助献血“认可为无偿献血的一种方式”。《献血法》第15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然而,梁文飚观察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数十字的规定并没有真正“用起来”,直到最近两三年,血液供应越发紧张,变化才悄然发生。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也认为,将法规在现实中激活的是近年频频出现的“血荒”。在他的记忆中,2010年以前,全国血液采集量每年以10%至15%递增,直到2010年年底,增速陡然放缓。
卫生部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但与此同时,全国临床用血量依旧维持高速增长。
刘江和梁文飚都发现,采血量的增幅“怎么也赶不上医院用血量增加的速度”。就在一周前,梁文飚从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处得知,因为供血不足,该院去年一共停止或暂缓了700多台手术。
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全国各地纷纷启动或推广互助献血,让僧人自己找粥。
去年9月,青岛市正式推广互助献血。该市中心血站站长赵林介绍,当血站库存低于5天用血量时,血站就会对医院实行控制发血,但如果某个病人组织亲友到血站献血,血站会针对该病人,向医院优先调配合适的血液。
“全靠大家自觉行不通,就要有人来干预,互助献血就是一种干预的措施。”烟台中心血站副站长杨建说。去年9月,烟台也开始启动互助献血。在他看来,《献血法》“光提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得给予一些压力,去推动这个工作”。
据记者调查,眼下全国各地互助献血模式都与青岛相似,但“给予压力”的方法各不相同。
杨建介绍,目前烟台各大医院向血站申请用血时,必须说明“哪些是用于急救的,哪些用于已经互助献血的病人,哪些是给有特殊困难的病人”。而血站掌握的原则是,对没有进行互助献血的择期手术病人,“就要拖延一下,等库存缓解后才供血”。
在某些地方,压力的给予更加直接。一份在江苏省血液中心官方网站上的演示文稿强调要“对临床人员开展互助献血工作业绩考核与评价”,同时具体指出,“血液风湿科实行每周二大交班早会通报各医疗单元用血患者数和已互助献血人数,并通告是否达标”。该文稿的上传时间为2011年11月,但没有点出具体城市和医院名称。
江西省卫生厅2010年8月也曾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医疗单位“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某直辖市血液管理部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表示,伴随着血荒,互助献血已成为采供血机构的“救命稻草”。
据刘江介绍,2010年,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通过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为3000单位(每单位200毫升),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0000单位。
上海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市没有单独统计互助献血的相关数据。但根据上海一血站估算,目前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占上海整体供血量的比例已接近15%。
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则介绍,去年下半年以来,广州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占整体供血量10%左右。而对江苏的情况,梁文飚则拒绝透露具体数据,只是表示“比例非常大”。“我们工作人员看了都比较吃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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