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诊“寸口、趺阳、少阴”脉的条文总数54条（重复条文不计入），占全部统计条文(289条)的18.69%。其中，《伤寒论》16条，占《伤寒论》统计条文的 10.81%，《金匮要略》38条，占《金匮要略》统计条文的26.95%。可见，三部诊法并非《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主要脉诊法。
“寸口”诊法中，诊“寸、关、尺”脉的条文总数43条（重复条文不计入），占全部统计条文(289条)的14.88%。其中，《伤寒论》14条，占《伤寒论》统计条文的9.46%；《金匮要略》29条，占《金匮要略》统计条文的20.57%。可见，“寸口”脉的“寸、关、尺”诊法也非《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主要脉诊法。

由此可见，在张仲景的脉诊法中，诊脉部位在“寸口”，但不分“寸、关、尺”，在脉诊的文字记录上，只言“脉”，并不细分脉位。根据《脉经》记载，王叔和的诊脉观念有三部诊法，在诊“寸口”上，又定“寸、关、尺”，并且对所主脏腑进行了明确配位。所以，在脉诊方法上，张仲景与王叔和有着根本不同。对张仲景来说，他既不可能采取三部诊法，也不可能采取“寸、关、尺”诊法。以上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于《脉经》这本书，“脉形状指下秘决第一”一章的内容，还是客观可信的，这部分文字可能是古老的脉学内容。但此章以后，大量的关于脏腑配位诊脉的内容，纯属主观臆断。当然在所记载的脉象中，不能排除有些是王叔和亲身诊脉观察所得，但从疾病A观察到脉象B，能反过来因诊到脉象B即诊断疾病A吗？王叔和在《脉经》中无形把诊脉主观化、机械化、神化了。而且王叔和用文字所描叙的感觉细微的脉象，借助程序数据库进行识别恐怕都很复杂，何况人指头下的主观感觉！可见，《脉经》一书对脉象的文字描叙在临床上不具现实可操作性。问题的关键还是回到临证思维中脉诊的定位上。在方证学中，症状、体征、方剂三者互为整体才具有临床意义，单纯谈症状或体征或方剂皆无意义，所以脱离方证而独重脉诊没有临床价值，也不可能在临床上有效地实现“方证相应”。在脉诊内容的记录格式上，张仲景一般把症状记录于前，有参考价值的脉象记录其后，而且很多重要的方证条文根本就没有相关脉象的记录，如[13]桂枝汤、[14]桂枝加葛根汤、[20]桂枝加附子汤等等。再看张仲景自己撰写的条文“[62]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明确遵循此规则。摘录自《汤液经法》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条文中凡记录脉象的，皆遵循症状记录于前，脉象记录其后的写作格式，如“小青龙汤。治天行，发热恶寒，汗不出而喘，身疼痛，脉紧者方”。

检索《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方证同条51条，其中记录脉象条文15条（29.41%）。
检索《伤寒论》，方证同条222条，其中记录脉象条文74条（33.33%）。
检索《金匮要略》，方证同条233条，其中记录脉象条文49条（21.03%）。
检索淳于意“诊籍”，医案25则，其中记录脉诊脉法医案22则（88.00%）。

以上统计数据中，88.00%之于29.41%、33.33%、21.03%，可见差别之大。该统计数据表明，脉诊非方证辨别所必须，否则其百分比必然>50%，而且此文本统计数据非张仲景原文。此个中缘由只能以医学流派来解释，如淳于意、王叔和者，为针灸学派医生，独重脉诊；而如《汤液经法》《伤寒杂病论》是经方著作，从方证学角度来说，诊脉并非经方流派所必须。

所以，在临证思维上，张仲景与王叔和也有本质区别。王叔和在临证上独重脉诊，但对张仲景而言，症状、体征等有着同等重要作用，并不能独重脉诊，更不会以脉断病。所以，张仲景即便是具备王叔和的客观条件，从临证思维上，他也不可能去写《脉经》这样的著作。而就王叔和来说，他编次《伤寒杂病论》，不但会修改张仲景原著条文，杂入脉象并多置于句首，而且会专门写作《辨脉法》《平脉法》章节置于书首以示脉法重要，在章节标题中也杂“脉”于“证”前，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如果去掉该标题中的“脉”字，则为“辨太阳病证并治”，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标题“辨肝脏病证文并方”行文思路相符合。最终，王叔和又撰写了《脉经》，其前后行径贯通，其“独重脉诊”思维显露无遗。

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关于脉诊的文字记录不可靠，非原始记录。而即便是原始记录，也只能作为临床参考。从方证学临证思维的角度来说，脉诊只是给方证的辨别提供参考信息，非决定性因素用，更没必要在诊脉的部位上分出什么“寸、关、尺”来。

以上结论建立在《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文本数据分析基础上，并结合方证学临证思维进行阐述，虽然与传统脏腑学说的脉学理论有冲突，但反映的是张仲景的经方脉诊观。

在文章末尾，笔者想概括一下王叔和与张仲景的临证特点。笔者认为王叔和为针灸治疗体系的医生，采取三部诊法理所当然，同时他又兼及脏腑学说、经方治疗，所以在“寸口”诊法上又发展出“寸、关、尺”的脏腑配位诊脉法。王叔和的医疗素质可用“一专多能”来概括。而就张仲景来说，他可能是一位纯粹依靠经方治病的医生，并不涉足针灸治疗。至少，他没有探索伤寒病的针灸治疗解决方案。张仲景的医疗素质可用“专重经方，解决问题”来概括，毕竟张仲景是为了解决东汉伤寒病的治疗问题才介入医学的，他与王叔和的从医之路有着本质区别。本着两位医生的临证特点之不同，《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一些条文的真伪性已见分晓，笔者就不必在这里细分了。

笔者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我国古代医生在诊疗过程中采取脉诊法，笔者是赞扬的。因为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在没有医学仪器等检查设备对人体进行客观检查诊断的情况下，古代医生积极进取，探索疾病的各种可能诊疗手段，从诊断技法和搜集信息的角度来说，脉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同时，在古代医生的行医生涯中，脉诊也蕴含着古老的营销模式、广告效应及自我包装的行医技巧，所以，对中医之诊脉还不能仅仅从纯科学的角度探讨，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营销广告等综合因素。但对于今天的中医师来说，其所处的医学环境，医学实际的诊疗手段，医学思想的发展等都已是今非昔比，今天的医生还是一如既往的上演“三指禅”吗？今天的医生是否需要反思，如何客观辩证地对待脉诊？该如何重新评价脉诊之于经方的临床意义？从而把对医学的学习精力和实践精力摆放到最有价值的地方。

太史公之言不能不引以为戒！

注：
《伤寒论》条文用[247]格式记录，247表示第247条。
《金匮要略》条文用[12.36]格式记录，其中，12表示第12章，36表示该章第3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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