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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朱幼棣司长写书抨击医改

  • 文章导读:

     

      核心真相

      朱幼棣爱写作。在做记者期间,“从新闻上来讲,我是党员干部楷模,《孔繁森》的主要作者。”他在国务院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则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等。不过,在《大国医改》之前,朱幼棣公开发表的作品里,从来没有染指过关乎决策层面的现实题材。

      朱幼棣认为,医改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让穷人看得起病,让有钱人看得好病。写这个一点也不难,开始动手时,才发现其中的艰苦之处。”书最后取名《大国医改》,也是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众多,迂回复杂的缘故。

      在朱幼棣笔下,医改的复杂性,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被呈现。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笔触穿越数十年的政策流变,串联中央到地方的体制现实,横跨医疗改革涉及的多个范畴,直揭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边写边议,圈点荒谬,随处可见犀利的批评,还有,沉重的叹息。

      这不是归纳文献的工作。2004年,朱幼棣对“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进行调研,随着调研的深入,他越发体验医改面对的强大而顽固的体制阻力—具体涉及部委的各自为政,部门、权力、药企药商之间的微妙博弈,林林总总。

      朱幼棣本有机会参与医改的决策过程。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提出“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判断,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响。中央政府内部召开会议,准备让国务院研究室对此进行调研,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医改新方案稿的主要起草工作,最终交归卫生部操作。

      不过朱幼棣依然有勘测的路径。

      向朱幼棣抱怨的药企界人士不少,朱甚至发现,一些震惊全国的劣药事件,从利润链和商品流通的角度,是被各地招标办、医院“逼出来”的。在其他部门牵头的一些相关调研里,他同样发现了大量的,分布在政策、体制、医院、医保等不同领域和层面的,隐秘的事实,在书里,他对此进行了大篇幅地描述。

      在参加其他部门组织的相关调研中,朱幼棣也得到了考察的机会。在铁岭,他发现当地的私人诊所发展得比较好,社区反映也不错,这证明一些认为国家财政应包揽医疗卫生到社区基层的部委意见站不住脚。“到了沈阳就不行,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到社区去不但要加班费、夜诊费,操作起来还不如社区私人诊所那么有效。”他对记者说。

      为了分析现状,朱幼棣还会与一些部委官员讨论医改。他会重新考察一些媒体上广为报道的案例,指出社会新闻底下被忽略的关键链条。“有点专业,但我希望能让老百姓看到。看明白了,那某些机构就没办法再忽悠大家了。”

      例如,“对药物从生产到流通,药物的价格如何层层提升的金字塔,事实上可以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举出了具体的数字:“根据医药行业的估算,全国医院在药品经销中的获利,当在10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与卫生部门官方统计有一半以上的差距。

      在书中,有医药行业的人士坦言,这差距,一部分作为医院及各科室的回扣进了小金库;更多一部分,则是私底下落入了医院相关负责人的腰包;还有对不上账的,那是医药代表“派发”给医生的“处方费”。

      这些医疗系统的收入,主要由病人买单。朱幼棣手上有一些医务人员的灰色收入清单,而作为中央的官员,他免不了也要算一下总数。他给医疗系统工作者这一“新兴中产阶层”算了一下收入。“我国500多万医务人员中,少说也有几十万人能从处方中拿到好处,一年每人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精准抨击

      虽说《大国医改》明显地踩到了相关利益部门的痛处,但在庙堂江湖走过这么多年,朱幼棣经验十足。“我写的全部都是事实,但没有点名。他们看了很生气,但又讲不出话来。他跳出来骂,不就承认自己有问题吗?”

      朱幼棣反复说:医改的问题,相关利益部门多年来出了很多论调、方向、概念,把公众弄得如堕雾里,然而根源上的问题并无得到解决。若体制不改革,医改就不可能“最终胜利”。

      严谨是朱幼棣所自豪的一个特质:曾经跟着中央领导采访、写稿多年,从来没有出过错。他不时用“精准”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下笔追求。

      多年积累,了解到一系列乱象,朱幼棣私下里提起来,甚至会轻声地说一句“他妈的”。但在公开场合少有情绪化的时候。对于各路专家,朱幼棣说自己从来不跟随他们的观点。“我跟他们都很熟,但我不听他们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孩子般地笑了一下。

      “许多不为世人所知晓的医疗服务中的种种,行业人士沉默,或者遵从了的潜规则。在这一刻,露出了它血色的一角—这也是医疗商业文化中最为阴暗之处,是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不可能想象的。”类似抨击,书中有多处着墨。

      在私下里,在写作中,他会直接表达情绪。譬如,他会直接对一些机构人士和专家直接用“岂有此理!”来评价,其中包括认为医院收费低的广东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还有建议“高薪养医”并坚持医药不分家的北大教授李玲。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医改有回归计划经济的迹象,而这种趋势“为行政寻租、集中收权和扩张行政权力铺道”。

      并非只有他一个官员在感叹医改的艰辛。于明德,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看过《大国医改》后不由得感叹:“自新医改方案公布一年多来,以建房子、买设备为代表的增量改革进展较快,而作为医疗资源主体的公立医院在体制、机制改革进展缓慢,以药养医的局面依然故我。”

      朱幼棣觉得,他更希望看到“集体的努力,去促成每一项关乎社会民生的国家政策”。几年以来,他也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等渠道,将相关的研读报告递送到中央高层。

      不过,朱幼棣从来不觉得“高级幕僚”的角色有多重要。“你不能保证每篇(报告)都有效果,你写十个有一个有效果就行。你的工作就是这个而已。”

      医疗改革算不算成功?

      二十多年来,我国公立医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国有资产大大增加,医疗设备更新。

      医务人员的收入大大增加,医疗卫生队伍稳定,形成了“中产阶层”。

      卫生部也很满意。

      三方满意,只有一个问题,或者说缺憾只有一个:百姓不太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比较严重。

      —选自《大国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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