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朱幼棣司长写书抨击医改

　在61岁这一年，过了退休年龄却依旧在岗的他，却因一本抨击中国医改徘徊不前的《大国医改》，颠覆了他多年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

　　从2001年至今，朱幼棣在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的岗位上呆了十年，被吴晓波形容为“高级幕僚”。过去几十年从未对现实政策有过公开言论，在61岁这一年，过了退休年龄却依旧在岗的他，却因一本抨击中国医改徘徊不前的《大国医改》，颠覆了他多年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

　　南都周刊记者_许十文 北京、广州报道 实习生_雷顺莉  摄影_邵欣

　　作为前新华社中央组组长，如今的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61岁的朱幼棣终于写起了政论。过去几十年，他从来没有对政策的现实公开发表过任何文字。

　　朱幼棣曾经写过关于珠宝鉴定的册子，也撰过大散文风格的《后望书》，而新近的《大国医改》，是他的第一本政论式著作，也成就了他“最痛苦”的一段写作经历。

　　在北京，跟很多中央机构的司长一样，朱幼棣出门没有公务车搭载。在朱妻眼中，他还是个谦和的人，不抽烟，不喝酒，喜欢钻研书法、文学地理。

　　朱曾经感慨道：“中国古代官员多作家、诗人，但现世却没有这样的人。”

　　“朱幼棣写政论，我一点都不惊奇。他要写的话，就会写出核心观察来。”他的老朋友，曾一起在新华社共事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说，朱幼棣曾经是个跟在中央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红墙记者，也是个“行将绝种的文人官员”。

　　朱幼棣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吴晓波形容他是“高级幕僚”。朱也深谙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背后少不了具体部门千头万绪的利益驱动。“我不想做揭黑类的畅销报道文学。”这个顶发稀疏的司长，说话的时候，眼镜下有一双静默的眼睛，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我看到的，是最核心的事实。”

　　譬如，他直接写道：“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药品从生产文号的报批、流通、定价，进入医保目录、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进入医院，一直到医生开出处方，几乎每一项行政审批，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些潜规则，都可能滋生腐败，弥漫着不正之风。”他甚至直言，“怪不得有人称卫生部长是中国医院的‘总院长’，或中国‘公立医院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朱幼棣曾想用“十年徘徊”来命名这本书，以表达心中对现实的无奈。复杂、现实而沉重的题材，使这个“核心知情者”，有点筋疲力尽的感觉。

　　在两年前出版的《后望书》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为朱幼棣作序。此书中，朱幼棣记录了很多陈年往事。他走访、回顾了在大建设中被毁灭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点。在记录三门峡大坝使古城潼关毁灭的历史时，他站在黄河边发出感慨，“胸中升起一种苍凉、无奈的情绪”。

　　而在写完《大国医改》的时候，他又有了另一种强烈的伤感：“比较伤，很受伤。我想是因为我们心忧？但我们是没法忧的。”

　　然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切肤之痛

　　朱幼棣的童年是在浙江黄岩度过的，出生书香世家，长辈不乏有名望的官员。1957年，他8岁的时候，父亲突然被打成“右派”，在黄岩城内教书的母亲受到牵累，被调到乡下小学任教，朱幼棣的生活环境从城市换到了农村。“就在那一年，我的想法一下子就变了，人也成熟了起来。”

　　而后，朱幼棣的父亲在劳教农场劳动，母亲全身浮肿，得了肝病，医院的治疗手段简陋至极：每天打一针葡萄糖，但母亲竟奇迹般地活过来。朱说，自己也得过急性黄疸肝炎，靠祖父每天两碗的“茵陈汤”，也得以康复。

　　从1983年开始，朱幼棣进入新华社，开始其“高级幕僚”的仕途。1995年，朱幼棣任职新华社政治室主任(“中央组组长”)，开始跟着领导去外地考察，后来又在山西省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任职，从2001年开始担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的医疗事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幼棣年少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中草药更多地得到采用，还出现了世界闻名的“赤脚医生”。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卫生医疗开始了市场化，新的检测设备进驻各大医院，“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等医疗服务被人们广为讨论，药品厂家纷纷升级换代。

　　到今天，他形象地描绘，“在中国，(公立医院)有无须回报的政府投资，有固定资产、运营费用和一定的人员工资补贴等优惠政策，有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可用于发展。同时，还有种种检查收费、卖药暴利，可充分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怪不得有人称卫生部长是中国医院的‘总院长’，或中国‘公立医院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医生们开始专注于赚钱的1990年代，朱幼棣对医改的想法还比较朴素：“我只是觉得穷人因病致贫是很大的问题。医改能做的，应该是将最穷的人拉一把，这是最应该做的，其他的体制分配也应该这样做。”

　　这来源于朱幼棣在扶贫办—“最多机会见到真实民情的中央机构”—下基层的调研工作。譬如，曾经在新疆，当他看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家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的时候，塞给了生产队长两百块钱，生产队长变得非常激动—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值100元的钞票，并要把他们唯一的财产—一只羊，宰杀来招待朱幼棣。

　　“这些人怎么可能看得起病呢？”朱幼棣回忆起来还很感怀，“即使是一年交几十块钱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们都交不起。我们能不能为穷人提供一些免费的药品？”直到现在，朱还一直在不同的文献中探讨国家基本药物，“免费药”的可能性。

　　朱幼棣甚至还会怀念“赤脚医生”：“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即低水平、广覆盖、体现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的可获得性方面，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当今的中国医疗卫生，自然不是他理想中的这个样子。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确立了产权改革的方向，以及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他自己就有切肤之痛。2002年，朱的父亲住进了一家“有如大型超市”的三甲医院。治疗期间，主治医生问朱幼棣的妹妹借过车去上课，而医院每隔一两天就通知交钱，“否则停药。”药是没有停过，但78岁的老人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大输液，心脏不堪重负，出现心衰症状，最后挂着针去世，其时病房里却没有医生。

　　“也许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搞清医药和卫生的真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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