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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医院人员“逐利”
药品通过了集中招标环节,仅意味着该药品有权进入医院,因为医院拥有自行采购权,用不用还得医院说了算。
为此,医院便转而成为药商们最重要的公关目标:必须先打通医院院长、药剂科主任、科室主任这几个环节,然后还得拉拢掌握处方权的医生。
在重庆医保窝案中,药商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和卫生局的集体招标后,向重庆市各大医院人员行贿以敲开医院大门。
这最终导致了重庆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周荣福受贿案发,而此亦是引爆重庆医保“窝案”的引信。
周荣福案起因在于2010年8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周涉嫌受贿。在“双规”期间,周荣福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2009年9月19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对周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依法逮捕。
随后,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左筠,内一科主任彭力也因涉嫌受贿被捕。但知情者称该院其他涉案人员包括许多医生因情节轻微,并未予移交司法处理。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行贿者均为药商或其代理人,这些人的证言都证实向周荣福三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能在药品销售上得到他们照顾,获得医院更多的药品配送额。
这些行贿者包括重庆泰宇医药公司、重庆海森医疗设备公司、重庆四环医药公司、重庆市医药股份公司、重庆浩瀚医药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或代理者。他们每次行贿数额从1000元至20万元不等,行贿地点大部分在以上医院人员办公室,或他们所居住的小区。
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受贿窝案亦曝光了药品打进医院的“公关潜规则”:要让医院采购,首先要给院长“进门费”,然后再“公关”药剂科主任和科室主任。由科室主任向药剂科提用药计划,药剂科主任再转给院长后,药品就可进医院了。
在医疗界的回扣、贿赂,其实并非秘密。重庆市检察机关今年2月份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03-2010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医疗卫生系统涉嫌职务犯罪370人,其中受贿269人;全市40个区县中有38个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涉案,涉案人员多为医院领导、中层干部及一些药械、总务等重点岗位的人员,其中医院院长、副院长157人。
药商的囚徒困境
在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受贿窝案中,重庆泰宇医药公司老总王德志是最大的行贿者。
这位40多岁的女人,在2007年与人共同出资成立了重庆泰宇医药公司。同年8月至2010年8月,她和合伙人多次送给重庆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周荣福现金共计33万元。
周荣福案发后,王德志被抓,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时称,她代理的药品从跻身医保目录到进入医院销售,每个环节都找了人送了钱。随后,办案人员顺藤摸瓜,首先将重庆医保中心主任王宏揪出。
王宏向检察机关供述了王德志的“来头”:2010年3月的一天,重庆市原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侯小川当面给王宏打招呼说有人要来找他帮忙使药品进入医保目录,请给予对方帮助,“我听了后没什么,就同意了”。
按王德志的说法,为了让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她颇费了一番心思,首先找到朋友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原总裁谢某,让他出面找侯小川帮忙,对她给予关照。
“侯给我打了招呼后,王德志到办公室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忙让她的药品进入重庆市医保目录,事后会感谢我。后来,我找了医保处处长蔡岩,在评审会开前将王德志要进入目录的药品名称写在字条上交给了他,并告诉是侯局长委托的事。”王宏供称。
随后,王德志的药品一路绿灯,顺利入围重庆医保目录。
但随着医保窝案案发,王德志落网,重庆泰宇医药公司今年6月申请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名字变更为重庆仁福医药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企业负责人均由王德志变更为罗晓沙。
卷入重庆医保窝案的其他数家医药公司,受到查处后同样陷入困顿,经营和声誉均受到重创。
事实上,近年来的恶性竞争,让医药公司早已陷入囚徒困境。重庆一位医药公司负责人说,一方面担心别人搞商业贿赂而自己不搞,会使自己产品销售不出去;另一方面继续搞商业贿赂,既会越来越受制于人,不堪成本上升之重,又害怕违纪违法被查处。
“医药市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输送的黑色链条,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可能有多长。”重庆医药界一位资深人士说。
知情者举例称,重庆涉案药商蓝建洪等人总代理的头孢曲松他唑巴坦纳、五水头孢唑林纳、拉氧头孢、头孢硫脒等药品,被指价格每支原本只有几元,一旦进入医保目录后,每支价格则飙升至一百多元。
而在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刘群看来,医药行业的黑色利益链条问题,在于中国医改的失败,多年来没有破解医疗制度的本质问题,改革尚未触及到核心利益。
“医药企业在拿药号、跑医保、定物价、进目录、疏通招标……其中缺乏客观科学的标准,公开透明的机制。”刘群表示,当前药品生产制度运行无力,流通制度任意加价,使用制度竞争促销,医疗服务制度中缺乏各方利益合理分配的机制,医保制度亦未得到很好改善。
重庆医保窝案中曝光的利益格局,无疑折射了医改之难。但该案水究竟有多深,谜底尚待进一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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