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院非法行医致北大医学教授惨死，病例多处被院方篡改

　　王建国：“这叫什么事，这都是奇闻了，这么好的医院，你怎么会高出这种事来。”

　　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给病人看病，病人死亡后，修改病例，这样的情况发生三级甲等医院，听起来确实像奇闻。

　　王建国认为，这些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缺少从医经验，在许多环节上处置不当，人为事故层出不穷，院方为了隐瞒真相，不得不事后修改病例。

　　比如说熊卓为是一位高血凝患者，手术过程中容易引发血栓，术后需要服用抗凝药物加以预防，但王建国发现，北大第一医院的学生医生们并没有给熊桌为采取任何抗凝措施。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手术后）两天内，我的太太这个脚就开始胀，这个底脚就开始疼，如果按照现在看，她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发生血凝，她是栓在（神）静脉血栓了，已经在，已经在脚上了，但是当时我们问这个医生，他说这个那个伤口神经痛。”

　　王建国回忆，做完手术后的第三天，熊卓为腿部肿胀的厉害。

　　王建国：“他们不仅仅没有给她检测，还给她吃大量的大止痛药，这个止痛药可以掩盖，掩盖这个血栓疼痛的这个表征，栓了还不知道疼。”

　　手术后的第五天，熊卓为开始呼吸困难，当天不得不吸氧六小时。

　　王建国：“后来才知道，这时候已经血栓已经很严重了，它说不一定已经跑到肺里边这些地方来了，因为她呼吸不畅，那肺肯定受到影响，但他们还是没采取措施。”

　　2008年年底，律师的一个偶然发现，让王建国发现了妻子死亡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北大医院麻醉科主任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忽略抗凝导致死亡的严重性，作者引用的这起死亡事故的主人公，碰巧就是熊卓为。

　　王建国：“这篇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讲了，她的肺栓塞的发生，讲的这是高危病人，容易发生肺栓塞，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抗凝的措施，第二他这个里面也证明了一点，这个肺，两个肺动脉并没有完全栓死，只栓了一个，另外一个还可以流通，那时候抢救是可以抢救得了的，如果当时不把心脏按破，不把肝脏按破，把那个肺栓一取掉她根本不会死。”

　　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盛寿参与了熊卓为最后的抢救，王建国在妻子去世后，和胡盛寿通了一个电话，把胡盛寿对于妻子死亡原因的判断录在了手机上。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这个整个给她做完手术以后，术后的处理常规有问题，他没有给她抗凝治疗，明明一个高凝状态，做骨科手术长期卧床，不给她吃抗凝药，这是直接导致她肺栓塞形成的原因，抢救的过程当中，又使用非医疗人员进行抢救，导致抢救失败。”

　　2009年7月1日，在熊卓为死亡3年7个月之后，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拿到判决书后，王建国号啕大哭。妻子离世后，他一边忙着处理后事，搜集证据，一边来往于北京和妻子在新加坡的家，安抚年事已高的岳母。对于妻子离奇的死亡内情，至今他都不敢告诉老人。

　　王建国：“她现在的骨灰还放在这个上面，我不敢去埋，我把它放在八宝山，我做一个梦，她说她要回来，我就给她从八宝山把她接回来了，有的一些时间没做梦，我就去磕头，去求她。”

　　北大医院无证行医屡伤人命

　　没有医师资格的学生非法行医，由于经验不足导致了医疗事故层出不穷，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全国知名的北大第一医院，这确实令人震惊。
 
　　是的，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熊卓为教授在北大第一医院所遭遇的这一切，并不是个例，北京一位律师就告诉我们，他手里就有3起案子都涉及非法行医和修改病例，被告方都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我在代理这些案子前，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案子当中在北大医院，这么大的国家的医院会出现这么严重非法行医的行为。”

　　孙万军，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秘书长，他告诉记者，他代理的3个案件当中有两个已经结案，一个案子中涉及北大第一医院8个医生无证行医，另外一个案子，涉及北大第一医院12个医生无证行医，最近他刚接手的一个新案子，非法行医情况更加严重。

　　孙万军：“我竟然发现有34个医生没有证，给同一个病人来看病，能想象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吗？”

　　照片上的女孩叫刘莉，2006年11月，19岁的刘莉因牙龈出血，拉肚子呕吐，到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室求诊。四天后，刘莉死亡。

　　刘莉母亲周凤英：“越来越血抽不出来，人越来越弱，越来越白，脸上有青春痘，慢慢地都看不见了，变白了。”

　　刘莉的母亲周女士回忆，刘莉入院后，病情迅速恶化，但是对于他的情况，医生们似乎并没有十分重视。

　　周凤英：“孩子都跑步的速度了，这心速，你怎么还不着急，我说我一问那大夫，一问那护士，他告诉我正常，我们24小时监护呢。”

　　尸检报告显示，刘莉的死因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症。法院调查发现，在四天的治疗中，医生错误地诊断了病情，而当时给刘莉诊治的10名医生，竟然有8名没有医师资格。

　　周凤英：“我真的很想把她抚养成人，看着她幸福，我说我老了也有个依靠，我说你说你怎么走了，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照片上的男士叫王磊，2007年4月，王磊因感冒到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室求诊，三天后，王磊死亡。王磊的妻子刘女士回忆，入院的当天，医生在给王磊输液后，他就出现了抽搐症状。

　　王磊妻子：“输上这个药就开始哆嗦就难受，在这种情况下我找了他们医生找了四次，就在那坐着都不带动的。”

　　医生开的药物是一种抗菌素拜服乐，刘女士仔细看了一下药物说明书，发现丈夫的症状跟说明书中描述的的过敏不良反应非常相似。

　　王磊妻子：“我就跟他讲一下，我说他用这个药可能有一定的问题，这个医生陈夏欢，把手插着这个兜，完了靠在那个桌子上就一副那种傲视一切，结果他们给他推走以后，打了强镇静剂。”

　　在整理交费清单时，刘女士发现，王磊从入院到死亡只有50个小时，医生竟然开出了54支强镇静剂，综合其他用药量高达47730毫升，相当于47公斤的水。而且从后来的遗嘱中，刘女士看到，其实在第二天巡诊的时候，就有医生已经注意到了王磊对药物的不良反映，并留了医嘱。

　　王磊妻子：“我们看到他病例上记录说是，患者发作抽搐就是停用（拜弗乐），完了输（普森），这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第三天陈夏欢，他又给开了，输完这个药就开始高烧了。”

　　刘女士查询以后发现，对王磊诊治的医生护士中，有12人没有执业资格。主治医生陈夏欢，竟然是北大医学院差三年才毕业的在校学生。

　　王磊妻子：“我没有想到就是国家的三甲医院能够出现这种问题，红帽子下开黑店。”

　　孙律师告诉我们，他代理的北大医院的这几起医疗纠纷案子，调查取证都极为艰难，病人的病例被大量修改。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这个病情本来不发烧改成发烧了，这些用药本来是零点用的药，改到四点改到七点，数量也是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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