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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见者有份,利益均沾,雁过拔毛,层层加码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4名医药代表都坦承,每个月收入都在一两万元,而且打开局面后工作也很轻松,“就是请客,送礼,吃喝玩乐”。
杨星和刘梅向记者描述了“天价药”虚高药价的利益链条:药企-(全国)总代(理)-省(级)代理-医药代表-招标-医院-医生-患者。这一大链条的各个环节都在水涨船高,层层加码。“最后到达患者手中,药价可能已是出厂价的六七倍甚至十几倍了。”杨星说。
杨星说,省级代理和医药代表拿到药物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进入招标目录。“能找到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打招呼更好,但红包是少不了的”。
根据药品情况和市场规模等实际情况,红包的大小和厚薄也不一。“找管招标的负责人一般红包至少得5000元,高的两万元。”杨星说。
她告诉记者:“(给招标负责人送红包后,)招标负责人会再帮忙提供一个评标专家组的名单,这些人都需要一一拜访,熟悉的还好说一些,陌生的也要想办法各显神通拜访到。”
“有时评标通知突然,来不及拜访,便找好信封封好红包,在信封上写上药的名字,甚至有时会在会场门口附近见人就塞,哪怕是从没见过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当然更多是把红包夹在药品的宣传材料里。”杨星说。
刘梅给记者介绍的行情是:每次10至15人,每人一两千元、两三千元。
药品中标后,每个医院都要从中标目录里用药。“中标并不是万事大吉,而是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杨星说,“因为医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首先要找到院长和药剂采购科长,根据医院大小和药品情况,每个人送两万元左右的红包。”杨星说,“这两个人通过后,药才算真的是能进医院,入库房了。”
药进了医院还不算万事大吉,因为药还没用到患者身上。杨星说:“接下来要看药品适合哪个科室,然后找到科室主任,谈判提成比例,或者干脆直接找医生公关。”
“有时候会把全科室的人一起请出去吃饭喝酒,然后每个人送上500元的红包,医生才会开始给病人开药。”
“神仙”还没有拜完。医药代表还得拜访门诊药房的人,送上礼品、红包。“这样门诊药房才会给医院库房下单子,药才会到门诊药房,患者才能取上药。”杨星说。
“医院药库每个月也要送上两三百元,否则可能不给门诊药房送药。”她补充道。
说到这里,杨星调侃道:“有时候病人会看到大夫在开处方的时候,可能会拿一个小本子翻看,那上面记的新药大夫还不熟呢,甚至连名字都记不准!”
“还有一个不能漏的人,那就是查处方的人,这也是有提成的。”刘梅告诉记者,每个月月初,医药代表都要找到管查处方的人,统计具体哪个科室、哪个大夫开了多少药,“然后拿着统计清单到公司领钱,以最快速度领到钱后,再给开处方的大夫等一一送上他们该得的红包”。
在被问及药价为什么会虚高这个问题时,杨星和刘梅都表示:“整个药价虚高的利益链是见者有份,利益均沾,雁过拔毛,层层加码。”
刘梅开玩笑地说:“药价为什么会越来越高?你没看医院的大楼也是越盖越高吗?”杨星也随口附和道:“有些医生的汽车也是越换越好。”
“药价虚高里那块最肥的肉谁吃了?”杨星说,“当然是开药拿回扣的医生。”
刘梅则表示,医生开出的处方——那张薄薄的纸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俩告诉记者,给开处方医生的提成,小厂家的比例是药价的20%至25%;大厂家的比例会少一些,是药价的10%至15%。
“大公司的提成少,但福利可能会好一些,有时会组织旅游活动等,有的甚至还会资助一些科研经费。”杨星说。
不是每个医生都有回扣拿的
一名基层医务人员认为,药价虚高的原因很多,问题非常复杂。从1993年将医疗卫生机构推向市场的那一天开始,医院就从公益性转向逐利性,而且愈演愈烈。当医院将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医生也就从“天使”向“魔鬼”转变!不能将责任推给医生,大多数医生都还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这种体制下,要想不变成“魔鬼”也不可能是“天使”——只能成神仙!
他说:“一个事实不能回避,基层医务工作者只有极少数人拿过回扣或提成(院长有可能)。以我为例,30年工龄,中级职称10年,现在每月工资2713.80元。与当地公务员相比少1000多元。”
一位医生说:“不是每个医生都有回扣拿的,大一点的院还可以,因为一般都是靠电脑提供的处方单给每个处方医生的。但是好多小的医院、卫生院,主任把全部回扣拿在手里,下任务给下面的医生,医生实际得到的没多少,甚至有些就根本拿不到,你还是得开,不开岗位都保不住。”
一位网友说:“如果药品零差价,医务人员的技术服务价格就得涨到合理水平,政府得大幅度增加投入,否则违背价值规律,医院就运转不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医药代表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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