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医院产科陆续关停 关停潮下拿什么拯救产科

　　产科未来向何方？

　　拓展服务链成为产科当前的自救方式之一。郑琳和王艳所在医院正在发展家庭化产房，通过完善生产环境、提升生产体验来增加科室营收。林远琴所在产科开始拓展不生不育、产前诊断等亚专科项目。

　　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助产服务的公益属性。《通知》强调强化助产服务规划布局，公立医疗机构拟关停产科要广泛征求建档孕产妇意见， 人口30万以上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2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人口30万以下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1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必须向社会主动公布助产机构名单，方便群众有序就医。

　　在产科发展方面，《通知》强调要开展生育友好医院建设，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人性化分娩服务，积极开展镇痛分娩服务，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开展家属陪伴分娩，促进安全舒适分娩。同时，努力使综合性医院产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禁止医院向产科和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其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等业务收入挂钩。

　　范玲非常支持产科“公益属性”的定位，“不管是哪一级医院，都需要配备能保证产科正常运转的人员，这是必需的。”在工作中，她发现一些医院会在绩效考核和奖金分配上给予产科一定优惠，比如降低产科的绩效考核标准，或提高夜班费等。

　　疫情时期，王艳所在医院的一些科室选择关停门诊，而产科每天必须有3至5位医生、护士和助产士在班。“很多科室可以直接关门，可以不收病人，但我们科不能这样。”

　　但是范玲认为，目前的这些政策不足以稳定产科，除了生育保险外，实质性的扶持措施并不多。华东地区某地级市区级卫健局妇幼健康科科长告诉记者：“产科虽然是公益性的，但需要靠自己创收才能维持人员的正常工资。”

　　此外，国家补贴直接拨放医院，而非专门针对产科。范玲观察到，部分医院在执行政策时并没有做出实质改变，导致补贴存在“水分”。卫生部门检查时，通常会询问医院对产科的倾斜政策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医院也可能需要编造一些院级政策来应对检查。

　　而就生育保险的运用而言，“目前生育保险金额从最初的两三千提升到五六千元。如果产妇顺产过程中的实际花费没有达到保险金额，那么剩余资金就形成了产科结余，相当于为国家节省了生育保险的费用。这部分资金理应返还给医院，而医院应当将这些资金再投入到产科中，以支持其运作和发展”，范玲说。

　　产科的未来还受困于失衡的人才结构。

　　产科从分科开始便不受青睐。王艳经历了医院的妇产分科，当时12个主任，有七八个选择留在妇科，因为妇科手术多绩效高。王艳进院5年，便成为了产科的主力军。

　　“等老一届产科主任退休后，产科就没有特别有资质的大主任。再加上我们空床率一直都蛮高的，医院就觉得该让妇科人来当主任。”让妇科医护来做大主任，意味着产科与妇科合并，像王艳一样的产科医护将被重新调配。

　　孙子涵也有相同的忧虑。自从生育率下降后，产科就没有再进过新人，现在最小的护士是96年出生的。等资质较老的产科医生退休后，产科科室里基本只剩下90后。她担心病人会因此不选择自己医院的产科，都去综合医院了。

　　此外，通宵在岗和白夜倒班是产科医护的日常，缺少人手更加剧了工作强度。孙子涵自工作第二年得了甲亢，周围不少同事也因为熬夜熬出了慢性病，“有心脏不舒服的、甲状腺不舒服的、腰不好的。”

　　孙子涵的一位同事因为腰疼去上级医院看病，医院和她说“再不回来上班就辞退你”，同事被吓回来，一边治疗一边上班。

孙子涵和同事凌晨依旧在收病号，白板上是病人信息一览表。受访者供图孙子涵和同事凌晨依旧在收病号，白板上是病人信息一览表。受访者供图

　　范玲认为，人才流失是产科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部分完成高等教育的年轻医生，即使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发现产科领域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会选择离开临床工作，转而从事医疗销售等相关行业。

　　与此同时，产科的新人引进也成为一大问题。

　　刘梦婷今年28岁，刚从西南地区某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自去年七月结束在一家三甲医院妇产科的规培后，她一直处于在家待业状态，投了十几家公立医院的招聘，回应寥寥无几。

　　据刘梦婷了解，今年妇产岗位相比于去年少了一半左右。她规培时期的同事有些入职了家乡偏远地区的公立医院，有些去往妇幼保健院，因为之前综合医院所在的产科已经关停。

　　助产士是产科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徐鑫芬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部主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主任委员，她说：“我国目前助产士人数不多，质量不高，教育不完善。我们国家关于如何培养专业的、有胜任力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助产人才队伍显得无从着力。”

　　去年，徐鑫芬发现因为学生选择助产专业意愿下降，很多院校开始停招助产本科。山东某护理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一直积极推动助产本科的发展，去年退休时含着眼泪和徐鑫芬说：“这个助产专业是在我手里心心念念地建立起来的，建起来也没有几年，好像一个新生儿刚刚学会走路就夭折了。”

　　虽然有大批冗余的产科医护，但我国专业化的产科人才队伍却不足。徐鑫芬以助产士为例，发达国家生育期年龄女性跟助产士之比是1000：1，我国是4000：1。“如果认为分娩时的护士才是助产士，那么生育率下降，助产士就多出来了。如果认为助产士分管生育期妇女性生殖健康、孕产妇青少年儿童新生儿的健康，那助产士完全是不够的。”

　　徐鑫芬认为，我国没有独立的助产专业教育体系，只要获得护士资格，或碰巧分到产房并经过短期培训，就能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自动成为助产士。与国际助产专业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职业范围相比，我国助产士通过普通护理考试进行职称晋升，并不能体现助产士的专业能力。

　　“我们助产士和妇女在一起，通过捍卫妇女的选择权和倾吐她们的声音来优先重视和尊重她们的价值观。在工作中，我们始终陪伴妇女，使她们的生殖健康体验尽可能是积极的。”徐鑫芬表示，产科不只与生育相关，更体现了对女性健康水平的医疗保障。

　　范玲认为，产科的稳定性和发展未来，对于国家的人口状况至关重要。如果产科不稳定，即使生育率提高，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孕产期风险和问题。“只有通过国家层面的强制政策和对产科的特别支持，明确规定公立医院不允许关闭产科，并强调产科的服务性质和公益性质，产科才能够继续发展。”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除范玲、徐鑫芬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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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国家卫健委：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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